推开铁门，吱呀声在空旷的仓库里回响。
仓库内部很高，屋顶的钢架裸露着，几盏老式的白炽灯挂在中间，发出昏黄的光。地面是水泥的，堆着一些废弃的纺织机械，盖着厚厚的灰尘。
正中央，摆着一把椅子。
椅子上没有人，但椅子前的地面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圆圈，里面写着“请站此处”。
林知墨走到圆圈里，站定。
仓库里很安静，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远处隐约的虫鸣。
忽然，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是音响设备播放的，用了变声器，但能听出是男性的声音。
“林老师，你很准时。”
林知墨没有四处张望，他知道“教师”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他。
“我来了。”他说，“你想谈什么？”
“谈谈你的‘答卷’。”那个声音说，“孤儿院案，你处理得不错。抓了腐败官员，救了孩子，还推动了制度改革。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看，你得了高分。”
“但从你的角度看呢？”
“从我的角度看？”声音轻笑，“你依然困在‘合法’的茧房里。你相信法律能解决问题，相信体制能自我净化。但你真的认为，抓了几个处长、局长，就能改变整个系统吗？”
林知墨沉默片刻，说：“不能。但至少是一个开始。”
“开始？”声音忽然尖锐起来，“三十年前，也有过这样的‘开始’。严打期间，抓了很多人，枪毙了很多人。结果呢？腐败少了吗？犯罪少了吗？没有。只是换了一批人，换了一种方式。”
“所以你认为暴力清除是唯一的办法？”
“暴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声音恢复平静，“当系统已经僵化到无法从内部改变时，外部冲击就是必要的。我在做的，就是给这个系统施加冲击，让它意识到自己的病灶有多深。”
“但你伤害了无辜的人。李小明，那些孩子，甚至差点害死我的同事。”
“任何改革都有代价。”声音冷漠，“如果几个人受伤甚至死亡，能换来整个系统的警醒和改变，这个代价值得。”
“你没有权力决定谁该成为‘代价’。”
“那谁有权力？”声音反问，“那些坐在办公室里，靠关系上位，漠视百姓疾苦的领导？还是那些收了钱就闭眼的法官？林老师，你比我清楚，这个体系里，真正有权力的人，往往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人。”
林知墨无法反驳。
他见过太多黑暗，知道“教师”说的部分真实。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坚信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以暴制暴，只会让暴力循环。”他说，“你今天用暴力‘清理’了你认为的罪恶，明天就可能有人用同样的理由来‘清理’你。最后，所有人都成了施暴者，没有人是安全的。”
“所以你的解决方案是？”
“完善制度，加强监督，提高透明度。”林知墨说，“慢，但稳。暴力改革可能见效快，但后患无穷。法治建设虽然慢，但一旦建成，就能持续发挥作用。”
音响里传来一阵沉默。
林知墨继续说：“我知道你可能经历过痛苦，可能对体系绝望。但请相信，还有人在努力改变它。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什么，为什么不加入我们，用合法的方式推动改革？”
“加入你们？”声音里带着嘲讽，“像李小明那样，成为你们的‘证人’，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林老师，我不是受害者，我是‘教师’。我的职责是教育，不是被教育。”
“那你今天叫我来，到底想得到什么？”
“我想看看，你是否有资格成为我的‘同行者’。”声音说，“如果你今天能说服我，也许我会考虑换一种方式。如果你不能，那么……教学还会继续，只是会更激进。”
林知墨明白了。
这不是“期末答辩”，而是“招生面试”。“教师”在评估，林知墨的理念是否值得他改变策略。
“你想让我怎么说服你？”林知墨问。
“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小明。”
这个问题很刁钻。
如果林知墨说“依法严惩”，就显得冷酷无情——李小明是受害者转化的加害者，情有可原。如果说“从轻处理”，又显得法律儿戏——他毕竟实施了挟持和爆炸威胁。
“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决。”林知墨选择了一个中性的回答，“但我会为他申请心理鉴定，并出具情况说明。他的人生悲剧，很大程度是体制失职造成的。这一点，法庭应该考虑。”
“然后呢？判个十几年，出狱后继续被社会排斥，最终再次走向极端？”
“我们会建立出狱人员帮扶机制，特别是对于他这样有心理创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