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名获救的孩子已经被送往医院，初步检查显示：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和轻微外伤，但幸运的是，没有发现性侵痕迹。心理医生评估，孩子们受到了严重惊吓，需要长期治疗。
“这十二个孩子，加上之前孤儿院的四十二个，一共五十四个孩子需要长期安置。”沈冰汇报着数据，“临时庇护点最多只能容纳六十人，已经接近饱和。而且这些孩子中，至少三分之一需要专门的心理干预。”
林知墨看着名单，眉头紧锁。
数量比他预想的还要多。而且这还只是南江一个市的情况，全省、全国呢？有多少孩子正处在类似的危险中？
“长期安置方案进展怎么样？”他问。
周建国刚从省里回来，一脸疲惫：“省里原则上支持我们的‘困境儿童保护计划’，但资金需要市里配套。王书记表态会全力支持，但财政紧张，具体能拨多少，还要上会研究。”
“时间呢？”
“最快也要一周。”
一周，孩子们可以在临时庇护点待一周。但一周后呢？
而且，“教师”给的期限，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时了。
“深圳那边有进展吗？”秦铁山问。
林知墨摇头：“赵福生嘴很硬，只承认做中介，不承认贩卖。他说那些孩子都是‘自愿被领养’，他只是收点‘服务费’。至于账本上的其他孩子，他说‘已经送到国外，联系不上了’。”
“联系不上？”秦铁山拍桌子，“这是人话吗？”
“但法律上，要证明他是贩卖而不是中介，需要找到买家证言，或者找到被卖孩子的具体下落。这需要时间，还需要国际合作。”林知墨叹气，“而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会议室陷入沉默。
每个人都感到巨大的压力：案子破了，人抓了，但孩子们的保护和安置，却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
“教师”要考验的，或许正是这一点：破案容易，但破案之后呢？那些受伤的灵魂，如何治愈？那些系统的漏洞，如何填补？
凌晨一点，林知墨回到办公室，打算整理思路。
手机响了，是苏晴。
“林警官，抱歉这么晚打扰。”苏晴声音里带着兴奋，“我们今天的采访有了重大发现。我采访了一位曾经在福缘中心工作过的员工，他提供了关键证据。”
“什么证据？”
“赵福生和海外收养机构的往来邮件打印件，里面明确提到了‘采购儿童’‘价格协商’‘运输安排’等字眼。还有一份内部价目表：健康男孩五万美元，女孩四万美元，残疾儿童打折。”
林知墨精神一振：“这些证据能证明是贩卖！”
“对。而且这位员工还偷偷拍了一些照片，是孩子们被关在仓库里等待‘发货’的场景。画面……很残忍。”
“这些材料，你们打算怎么用？”
“我们想尽快播出。但台领导担心影响太大，要求我们先送审。”
“送审需要多久？”
“正常流程三到五天。但如果有领导打招呼，可能更快，也可能更慢。”
林知墨明白她的意思：这样的报道，一定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审核过程不会顺利。
“苏记者，你们能不能先做一期内参，直接报给省里主要领导？用最快的渠道。”
“内参……”苏晴思考，“可以，内参的传播范围小，但直达决策层。如果领导重视，推动力度会更大。”
“那就做内参。同时，报道可以准备，等时机成熟再公开播出。”
“好，我连夜整理材料。”
挂了电话，林知墨稍感宽慰。
媒体的力量，如果能用好，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的利器。
但就在他准备休息时，值班民警匆匆跑来：“林副组长，医院那边出事了！”
“什么事？”
“有个获救的孩子，突然高烧昏迷，医生说可能是急性脑膜炎，需要紧急手术。但孩子没有监护人，医院要求警方签字。”
“我马上过去！”
林知墨赶到医院时，孩子已经被推进手术室。
医生表情凝重：“孩子营养不良，免疫力差，感染很严重。手术有风险，但不做的话，可能撑不过今晚。”
“签字吧，我来签。”林知墨毫不犹豫。
“但您不是监护人，签字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我是警察，也是案件的负责人。我签字，责任我担。”
医生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
林知墨坐在走廊长椅上，看着手术室门上亮着的红灯，心里涌起一阵无力感。
即使破了案，抓了人，孩子们受到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