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铁山戴上手套，小心取出。
笔记本是皮面的，很厚。翻开第一页，写着“工作纪要”，但内容根本不是工作。
“1992年3月5日，张老板要男孩，健康，三岁以下。报价八万。已安排王宝宝。”
“1992年6月12日，李总介绍美国夫妇，要女孩，两岁左右，漂亮。报价十二万美金。已安排李小花。”
“1993年1月20日，陈处长要‘陪玩’，女孩，八到十岁。安排小丽、小芳。费用另计。”
一笔笔，一条条，触目惊心。
不仅有买卖儿童的记录，还有性招待的记录，甚至包括向哪些领导“进贡”，金额多少，时间地点。
照片更不堪入目：刘茂才和不同女孩的合影，女孩们表情麻木；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是“交易现场”的偷拍照。
磁盘上标着“1993年度”“1992年度”，显然是电子账本。
秦铁山看得浑身发冷。
这哪里是工作笔记，这是罪恶实录。
“全部带走！”他下令。
回到市局，已经是凌晨一点。
林知墨和周建国都在技术科等着。
笔记本、照片、磁盘被逐一检查。
笔记本共三本，时间跨度从1990年到1994年，记录了至少十七名儿童的“去向”，其中九名与沈冰整理的“失踪名单”吻合。
照片三十多张，大部分涉及性侵儿童，画面不堪入目。
磁盘里的电子账本更详细：收入、支出、分成比例、经手人，清清楚楚。涉及金额累计超过两百万元。
“铁证如山。”周建国声音低沉，“这些证据，足够把刘茂才送上刑场。”
“但他背后的关系网呢？”林知墨问，“笔记本里提到了好几个‘领导’，有些还是省里的。”
周建国翻到笔记本的某一页，上面写着：“1993年5月，向省民政厅王副厅长‘汇报工作’，送现金五万，玉镯一对。”
“王副厅长……”周建国皱眉，“这事大了。”
就在这时，周建国的手机响了。
是省公安厅的一位老领导，也是他的老战友。
“建国，听说你们在查刘茂才？”对方开门见山。
“是，证据确凿。”
“我知道刘茂才不是好东西。但我要提醒你，他背后牵扯的人很多。省里有些领导，可能也收过他的好处。这个案子，适可而止吧。”
“老领导，这案子里有孩子被买卖，被性侵。你让我适可而止？”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建国，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政治有时候很复杂。如果你非要查到底，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甚至……影响你的前途。”
“如果为了前途就放过这些人渣，那我穿这身警服还有什么意义？”周建国声音坚定，“老领导，谢谢你的提醒。但这个案子，我查定了。”
挂了电话，周建国看向林知墨：“你听到了？压力来了。”
“您顶得住吗？”林知墨问。
“顶不住也得顶。”周建国笑了笑，“我当了三十年警察，破过很多案，抓过很多人。但这一次，可能是最难的。不过，值。”
林知墨点头。
他明白，周建国这是在用自己多年的声望和人脉，为他、为这个案子撑起一把保护伞。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秦铁山问。
“连夜整理证据，形成完整报告。”周建国说，“明天一早，我亲自去省纪委，直接向陈组长汇报。这些证据，必须送到能拍板的人手里。”
“那刘茂才那边……”
“先不动。等省纪委决定。”
凌晨三点，林知墨终于回家。
说是家，其实只是公安局宿舍的单人间，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
他倒在床上，却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那些孩子的照片，那些麻木的眼神，那些冰冷的交易记录。
“教师”说得对，黑洞深处，还有更黑暗的东西。
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曝光在阳光下。
哪怕代价巨大。
手机震动，又是“教师”的短信：
“笔记本拿到了吗？恭喜。但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你敢把笔记本里的名字都公布吗？那些名字里，可能有你的上级的上级。”
林知墨回信：“法律面前，没有例外。”
“天真。但愿你一直这么天真。还剩一天。”
林知墨放下手机，看着天花板。
他知道，“教师”在等，等他在最后时刻退缩，或者妥协。
但他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