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阿姨，五十六岁，92年时在前台干了八年，后来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调到后勤，现在快退休了。
秦铁山在宾馆仓库找到她时，她正坐在小板凳上整理旧床单。
“92年5月17号？”王阿姨推了推老花镜，“这么久，谁记得啊……”
“那天301房间，登记的客人叫‘张伟’，带了个小女孩。”秦铁山提示。
王阿姨想了想，突然一拍大腿：“哎哟，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
她站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泛黄的本子：“我那几年有个习惯，遇到奇怪的客人，就在本子上记一笔。我找找……”
本子很厚，密密麻麻写着日期和简短备注。
翻到1992年5月，她指着17号那一行：
“301，张伟，带女童（约6岁），说侄女，但女童一直低头不说话。下午3点入住，晚7点退房。女童出来时眼睛红，问要不要帮忙，张伟瞪我。”
短短几行字，像一把冰锥，刺进秦铁山心里。
“您确定是6岁左右的女童？”
“确定，瘦瘦小小的，扎两个羊角辫，穿红裙子。”王阿姨回忆，“那男的四十来岁，戴眼镜，看着挺斯文，但眼神……不对劲。”
“您还记得那男人长什么样吗？”
“记不太清了……但要是看到照片，可能认得出来。”
秦铁山立刻打电话给林知墨。
半小时后，林知墨带着刘建国的照片赶到宾馆。
王阿姨拿着照片，对着灯光看了很久。
“有点像……但又不太像。”她犹豫，“那个男的好像更瘦一点，头发也没这么多。但这个眼镜……很像，都是黑框的。”
“会不会是故意打扮过？”林知墨问。
“有可能。”王阿姨点头，“不过都过去两年了，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
虽然不是确凿指认，但已经足够让人心生寒意。
与此同时，沈冰那边也在全力追查“小红”。
根据信里的信息——“1992年5月17日，六岁女童”，她调取了当年全市幼儿园的学籍记录，筛选1992年时六岁的女孩名单。
数量庞大，几百人。
林知墨给出了缩小范围的方向：“受害者家庭‘畏惧职权不敢报案’，说明刘建国当时或现在有权势影响他们。查这些女孩的家庭背景，父母职业是否有与教育系统相关的，或者有求于教育系统的。”
范围缩小到三十几人。
但接下来，是更困难的一步——上门走访。
秦铁山带队，以“人口普查回访”的名义，挨家挨户询问。
结果令人窒息。
第一家，女孩已经八岁，家长一听提到“92年5月”，立刻脸色大变：“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直接关门。
第二家，父亲是某厂职工，母亲无业，听到警察问“有没有带孩子去过南江宾馆”，母亲突然哭起来，父亲则暴怒：“滚！再问打死你！”
第三家，根本不开门。
走访了十户，没有一家愿意配合，甚至都表现出极度的恐惧或愤怒。
“他们在怕什么？”晚上总结时，秦铁山不解，“如果孩子真的被侵害了，为什么不报案？为什么不配合我们？”
“因为社会压力。”林知墨沉声道，“在中国，尤其是90年代，儿童性侵是被极度污名化的事情。受害者家庭往往觉得‘丢人’，怕孩子一辈子被指指点点，怕影响家庭声誉。而且施害者如果有权势，报案可能引来报复，比如丢了工作、孩子被学校针对。”
“那就这么算了？”
“很多时候，是的。”林知墨苦笑，“这就是‘教师’选择这个案例的原因——它太典型了。法律上，这类案件取证难；社会上，受害者家庭不敢声张；施害者往往逍遥法外。‘教师’在逼我们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僵着？”
林知墨沉思片刻：“换个思路。我们不直接问侵害的事，我们问‘92年5月17日，有没有见过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叔叔’。用更温和的方式。”
第二天，走访继续。
这一次，民警们不提“宾馆”，不提“侵害”，只说“调查一个叔叔是否帮助过小朋友”。
效果依然有限，但有一家，母亲在民警离开时，悄悄塞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和一行字：“晚上八点后打这个电话，别说你是警察，就说是我亲戚。”
当晚八点，林知墨用公用电话拨通了那个号码。
接电话的是个中年女人，声音压得很低。
“你是李姐介绍的吗？”
“是。”林知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