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的抓获，让小组在支队内部一下子有了“存在感”。虽然只是个七年旧案，虽然案情简单，但毕竟是用新方法破的，而且破得干净利落。
周建国特意来了一趟，当着几个中队长的面说：“看见没？老树能发新芽，旧案也能用新法子破。以后各中队有疑难案子，可以请林顾问他们帮着分析分析，不丢人。”
这话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确：特别行为分析小组不是“花架子”，有用。
压力暂时减轻了一些，但林知墨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一起冷案的侦破，只能证明方法有效，要真正融入刑侦体系，还需要系统化、标准化。
他开始着手设计《行为特征编码表》。
1993年，电脑还是稀罕物，数据库更是概念性的东西。林知墨借鉴了前世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的分类方法，结合九十年代刑侦的实际需求，设计了一套手工卡片系统。
“我们需要将犯罪行为分解成可编码的要素。”他在小黑板前向秦铁山和沈冰讲解，“比如作案手法：可以分为‘侵入方式’‘控制手段’‘暴力程度’‘工具使用’等子项，每个子项再细分。比如‘侵入方式’下可以设：撬锁、破窗、欺骗进入、尾随进入、钥匙进入等。”
沈冰认真记录：“那怎么编码呢？”
“用数字和字母组合。”林知墨举例，“比如‘撬锁’可以编码为A-01，‘破窗’A-02。这样，每张案件卡片上，就可以用代码记录关键特征。将来要找‘所有用撬锁方式侵入的案子’，只需要检索A-01的卡片就行。”
秦铁山挠头：“听着有点复杂……”
“开始会有点麻烦，但一旦建起来，效率会大大提高。”林知墨说，“更重要的是，这能帮助我们发现模式。有些系列案件，单看个案不明显，但把行为特征编码后放在一起比对，可能就能看出联系。”
他拿起纺织厂女工案的卡片范例：“比如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编码：作案手法——尾随袭击（A-05）、钝器击打（B-03）；目标选择——熟人、年轻女性、独行；遗留物——无；特殊行为——伪装抢劫、留下活口。这些代码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求爱不成报复型袭击’的初步模型。”
“模型？”秦铁山问。
“对，犯罪模型。”林知墨说，“类似案件积累多了，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几种典型的行为模式。以后再遇到新案子，可以快速比对，看符合哪种模型，从而推断凶手可能的动机、特征、甚至下一步行为。”
沈冰眼睛发亮：“那不就是……给犯罪分类？”
“可以这么理解。”林知墨点头，“就像医生给疾病分类一样，不同类型的犯罪，有不同的‘症状’和‘病理’。我们做的就是给犯罪‘分型’，然后针对性地‘治疗’。”
秦铁山虽然听不太懂那些专业术语，但他明白了一件事：这玩意儿有用。
“干！”他拍板，“需要什么，我支持。要人帮忙整理卡片吗？我可以从各中队借调两个内勤。”
“暂时不用。”林知墨说，“沈冰先建立框架，我们三个把手里现有的案子都编码录入，摸索出流程。成熟了再推广。”
于是，旧档案室变成了一个“手工作坊”。沈冰负责设计和印刷标准卡片，林知墨负责分析案件、确定编码，秦铁山负责核实案件细节、补充信息。
卡片是淡黄色的硬纸，大小如扑克牌，上方留空写案件编号和名称，下面分栏：
案发时间/地点
受害者特征
作案手法（编码）
现场特征（编码）
遗留物/痕迹
嫌疑人侧写
备注
他们从最近的案子开始回溯：邮局抢劫案、录像厅模仿杀人案、红衣女童绑架案、盲井骗保案、国营厂纵火案……每一起案子，都被分解、编码，变成一张张可以排序、可以比对的卡片。
工作枯燥而繁琐。
但三人都很投入。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打地基。
地基打得越牢，将来能建的大厦就越高。
几天后，沈冰兴奋地拿着几张卡片跑过来：“林顾问，秦队，你们看！”
她把三张卡片并排放在桌上。
一张是“纺织厂女工遇袭案（1986）”，一张是“雨夜屠夫案（1988）”，一张是“女大学生失踪案（1992）”。
“我按您教的，编码了‘受害者特征’和‘作案环境’。”沈冰指着卡片，“你们看，这三起案子，受害者都是20-25岁的年轻女性，案发时间都在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之间，地点都是偏僻、少人、照明差的路段或公园。”
秦铁山凑过来看：“还真是……但这能说明什么？年轻女性晚上独行，本来就容易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