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贵坐在椅子上，手铐已经解开，放在桌上。他腰杆挺得很直，保持着一种老工人特有的、经过训练的坐姿。面前放着一杯水，他没动。
秦铁山和林知墨坐在对面。沈冰在隔壁监控室，记录审讯过程。
“杨福贵，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的三起纵火案，是你干的吗？”秦铁山问。
“是我。”杨福贵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要这么做？”
杨福贵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开口：“我想让他们尝尝，失去重要的东西的滋味。”
“他们？”
“那些当官的。”杨福贵说，“他们拿走了我们工人最重要的东西——工作、尊严、希望。那我就拿走他们重要的东西——办公室、文件、面子。”
他的语气平静，像在陈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你儿子杨志强的工伤，到底怎么回事？”林知墨问。
杨福贵的眼神波动了一下。
“新设备有缺陷，紧急制动按钮是坏的。”他说，“厂家的人知道，厂领导也知道。但要是承认，就要退货赔钱，还要追责。所以他们找了个替罪羊——我儿子，一个临时工。说他‘违规操作’，所有的错都是他的。”
“你当时没证据？”
“有。”杨福贵说，“我偷偷拍下了设备缺陷的照片，还有厂家技术员承认问题的录音。但我把证据交给厂纪委，他们说‘要顾全大局’。后来照片和录音都不见了，我被调离车间，再后来就下岗了。”
他顿了顿：“下岗那天，厂长找我谈话，说：‘老杨，你是老同志，要理解厂里的困难。补偿金虽然少点，但总比没有强。’我问他：‘那我儿子呢？他一辈子废了，谁理解他的困难？’厂长不说话，就让保安送我出去。”
审讯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日光灯的电流声。
“你妻子……”林知墨轻声问。
“胃癌。”杨福贵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发现时就是晚期。医生说，如果早半年发现，手术还有希望。但早半年，我在哪儿？我在四处求人，想给儿子讨个说法，想给自己找个活儿干。我没钱带她体检，也没注意她老是胃疼。”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她走的那天，拉着我的手说：‘福贵，我这辈子跟你，不后悔。就是苦了你和儿子。’我说不出话。我能说什么？说我无能？说我连老婆的病都治不起？”
一滴眼泪，砸在手背上。
他没有擦。
“她走后，我躺在棚户区那个漏雨的房子里，想了一夜。”杨福贵抬起头，眼睛通红，“我想我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年轻时拼命干活，拿劳模，以为厂子是家，领导是亲人。结果呢？儿子残了，老婆死了，家没了，亲人把我踢出来了。”
“所以你就开始纵火？”秦铁山问。
“不，一开始我没想纵火。”杨福贵说，“我去找过劳动局、信访办、报社。没用。他们说‘历史遗留问题’，说‘企业有困难’，说‘要顾全大局’。还是那句话，顾全大局。谁的大局？工人的死活，就不在大局里吗？”
他深吸一口气：“后来有一天，我看到机械厂厂长坐着新买的轿车从厂里出来，车屁股上贴着‘厂长专用’。那辆车，够我儿子装十次假肢，够我老婆做五次手术。我当时站在路边，看着车开远，心里有个声音说：杨福贵，你不能再等了。你再等，就老了，就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你就……”
“所以我买了汽油，买了粉笔。”杨福贵说，“我知道他们每周三开会。我知道厂长办公室在哪儿，财务科在哪儿，档案室在哪儿。我在那些地方干了一辈子，我熟。”
“你不怕被抓？”
“怕。”杨福贵说，“但更怕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了，像从来没活过一样。至少我放把火，还能有人看看，有人问问：这个杨福贵，为什么这么做？”
他看着林知墨和秦铁山：“现在你们看到了，也问了。我的故事，有人听了。值了。”
审讯到此，已经没有必要继续。
杨福贵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细节与现场完全吻合。动机清楚，证据确凿。
但在记录口供时，他提了一个要求。
“我能给我儿子写封信吗？”他问，“我不识字，但我想说几句话，你们帮我写下来，寄给他。”
秦铁山看了看林知墨，点头：“可以。”
纸笔拿来。
杨福贵口述，林知墨记录。
“志强：
爸做错事了，要坐牢了。
你别学爸。
好好活着，好好吃饭。
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和你妈。
下辈子，爸当牛做马，还你们。”
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