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李秀兰端着那个巨大的汤盆走过来，热气蒸腾，熏白了她的眼镜片。
“小心烫，小心烫。”她嘴里念叨着，把汤盆重重地顿在桌子正中央。那是一只很大的不锈钢盆，里面盛满了褐色的老鸭汤，表面漂浮着一层厚厚的、金黄色的油脂，像是一片静止的死海。
陈卫国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只二两的玻璃酒杯。他拿起那瓶只剩下一半的“天之蓝”，瓶口对着杯口，手腕微微抖动。透明的液体拉成一条细线，精准地注入杯中，直到液面微微高出杯沿，形成一个岌岌可危的张力弧面，却一滴也没洒出来。
这是他几十年练就的功夫，一种在微醺边缘保持绝对控制的仪式感。
“吃。”陈卫国放下酒瓶，拿起筷子。
这一声令下，晚饭才算正式开始。
陈叙端着碗，米饭盛得很满，压得很实。这是母亲的习惯，她总是觉得儿子在外面吃不饱，所以要把所有的爱都通过淀粉填塞进他的胃里。
陈卫国伸出筷子，在汤盆里搅动了一下。不锈钢勺子刮擦盆底，发出令人牙酸的“滋啦”声。他精准地夹住了那只鸭腿，提起来，带起一串油水。
那鸭腿炖得皮开肉绽，惨白的骨头露在外面，暗红色的肉丝挂在上面，颤巍巍的。
“接着。”父亲说。
陈叙把碗递过去。
那只沉甸甸的鸭腿被放在了他的米饭尖上，瞬间压塌了一块白饭。油脂顺着饭粒渗下去，染出一条黄色的痕迹。
“多吃点。”父亲收回筷子，语气不容置疑，“这鸭子是你二姨从乡下带回来的，养了三年的老鸭，上海买不到。在那边全是饲料鸡，吃得人骨头软。”
“嗯。”陈叙低头。
他并不喜欢吃老鸭。肉质太柴，纤维粗硬，容易塞牙。但他没有拒绝的权利。在这个家里，这只鸭腿不是食物，是一种特权，一种长子、男丁独享的皇冠。三十三年来，只要他在家，这只腿就永远属于他。
这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标记。标记着他是这个家庭资源的绝对继承者，同时也标记着他必须承担的义务。
陈叙夹起鸭腿，咬了一口。皮很厚，在那层肥油下面，是坚硬的肌肉纤维。他用力咀嚼，腮帮子发酸，却很难咽下去。
电视机开着，正在播放省台的新闻联播。女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充当着这顿饭的背景音，填补了父子之间无话可说的空白。
“那个……隔壁你王伯伯家的老二，叫小涛的，你知道吧？”
母亲没有动筷子，她正忙着把锅里的青菜盛出来。她的声音混杂在电视新闻里，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但陈叙听出了那种特意调整过的频率。
陈叙咀嚼的动作顿了一下，那块干柴的鸭肉卡在喉咙口：“不太记得了。”
“就是小时候经常跟在你屁股后面流鼻涕那个。”母亲坐下来，摘下眼镜，在衣角上擦了擦雾气，“上个月生了。是个儿子，八斤二两。”
“哦。”陈叙终于把那块肉咽了下去，“挺好。”
“好什么呀，折腾死了。”母亲戴上眼镜，眼睛里却闪着光，“说是难产，顺转剖。王伯伯急得在产房外面哭。不过看到孙子那一刻，老头子高兴坏了。昨天见人就发红蛋，那个红鸡蛋染得，满手都是红的。”
“八斤二两。”父亲突然接过了话头。
他端起那个满得快要溢出来的酒杯，小心翼翼地凑到嘴边，“滋儿”地一声，抿去了一层。辛辣的酒气瞬间在狭窄的餐厅里弥漫开来。
“是个大胖小子。”父亲放下杯子，夹了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老王这下算是落地了。前几年他还愁，说小涛工资低，找不到媳妇。你看，这不也过来了？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图个什么？”
父亲停顿了一下，目光穿过饭桌上方升腾的热气，落在陈叙的脸上。
“不就图个后继有人？图个死了以后，坟头上有个人摔盆，有个人哭？”
陈叙感到胃里一阵痉挛。那块刚刚咽下去的鸭肉仿佛变成了铅块，坠得生疼。
这是每年春节餐桌上的保留剧目。
父母就像两个配合默契的猎人。母亲负责铺垫，用邻里街坊那些琐碎的、具体的幸福作为诱饵；父亲负责收网，将那些琐事上升到伦理、宗族、生死的高度，最后化作一记重锤，敲打在他这个“异类”的身上。
他们从来不会直白地逼问“你为什么不结婚”。那是没受过教育的农村父母才干的事。他们是体面人，他们用“别人的圆满”作为镜子，立在饭桌中央，强迫陈叙去照出自己的“残缺”和“畸形”。
陈叙低头扒饭，筷子机械地往嘴里送着米粒。
“那个小涛，初中都没毕业吧？”陈叙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