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税改，影响深远。
但由於涉及面最广的田税没有变动，所以这场税改的波澜仅在城市泛起，乡村並未受到太大影响。
只要广大农民安稳，城市即便有些波动，也不足为惧。
税改效果立竿见影，短短一个多月，就收缴了一万多块税款。照此推算，推广到全国，每年增加百方收入並非空想。
私人纳税按年计算，而各大工厂、公司则按月计税，这样能避免税务工作过於集中，忙不过来。
“唉，这算什么事？”
古晋工业区的陈氏啤酒厂內，老板陈富贵盯著掌柜拨弄算盘。算盘珠子啪啪作响，让他心里一阵揪紧。
“老九，算出来了吗？”
“东家，已经算好了。”陈阿九放下算盘，把一旁的旱菸叼在嘴里，“按照年入千块的標准，
咱们工厂一个月收入一百三十块，按五厘的税率，就得交六块五的税。”
“那我呢？”陈富贵接著问。
“您占工厂七成股份，工厂扣除成本后能盈余四十二块，您能分到二十九块四，年收入必然超过百块，所以到年底，您也得缴五厘税！”
“唉，怎么这五厘税都算到我头上了？”
陈富贵从怀中掏出一块钱一包的香菸，叼在嘴上，犹豫了一下，给陈阿九也递了一根：“抽这个，畅快。”
“不够劲！”陈阿九举起旱菸，“这个有劲，还便宜。”
说著，陈阿九又突然说道：“东家，咱们跟农户买卖菠萝、小麦等酿酒原料，只要签合同，也得缴五厘税！”
“乖乖！”陈富贵气得肝疼，“到处都是税，赚钱哪有这么容易？都快全交给朝廷了。”
“东家，还是请个会计吧。”陈阿九吧唧著嘴，抽著旱菸，“咱既要管人，又要算帐，实在忙不过来。”
“这五厘税可不能少，隔壁冯大財主经营的鞋厂，又卖绣鞋又卖草鞋，赚了不少钱却没交税，正好撞到枪口上。”
说著，他忍不住咋舌，“罚了十倍，那可是八十块，够买几百双鞋的———”
陈富贵听了，也不禁哆嗦，“確实，会计得请，不能再拖了。”
十倍罚款，对於爱財如命的他来说，简直如同生不如死。
第二天，他刚准备招聘会计，一打听，月薪竟然涨到了五块钱，这价格实在离谱。
原来，因为五厘税的推行，市面上各大工厂和公司都在大量招收会计，工资自然水涨船高。
最后，为了省钱，他把陈阿九的儿子找来，四块钱就谈妥了。
省了一块钱，陈富贵喜滋滋的，带著会计陈家乐，以及两名工厂的壮汉，赶著马车去了乡下。
“这官道，可比大清的强多了！”
陈富贵看著平坦的官道，以及来来往往各行其道的车马行人，忍不住感慨，“就是热了点。”
“大清確实不行！”陈家乐十七八岁，从大陆过来才一年多，对家乡印象著实不好，“贪官污吏横行，盗贼不断，做点买卖还得上缴份子钱，长毛也很嚇人“
陈富贵听了，没有说话。
他是福建人，听乡亲说南洋能发財，去妈祖庙求了个签，就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魏国。
他家本就从事酿酒行业，於是他便办了个酿酒厂，米酒、黄酒、菠萝啤都酿，卖给那些移民，
赚了不少钱。
尤其是工厂和矿场的工人，大夏天就爱喝点酒。
他年纪大了，虽然老家存在诸多问题，但依旧对家乡眷恋颇深，不像年轻人那样口无遮拦。
“东家，到五里镇了！”
听到“五里”这个词，陈富贵莫名地头疼起来“走！”
一到镇上，他立刻前往最大的村子一一陈冲村。
“陈冲村是五里镇最大的村子，有200户人家，种了上万亩地，小麦、稻米都种，还在山里开荒种了菠萝树。”
“咱们酿酒厂三成的粮食，都来自陈冲村。”
刚到村里，村民们纷纷过来打招呼。一向小气的陈富贵也大方地撒起果，每个小孩子都有份，贏得了一片欢迎声。
可是，当他来到村落的耕地时，笑容瞬间消失了。
原本种植水稻的耕地，此时一半都种上了棕櫚树和甘蔗，只有远处的山地还种著菠萝树。
“村长，怎么好好的改种棕櫚树和甘蔗了？”
陈富贵满脸不解，急切地询问。
村长脸上有道刀疤，一看就是军人出身，表情严肃地说：“很简单，种水稻不赚钱。”
“甘蔗价格是水稻的三倍，亩產还比水稻高；棕櫚树虽然生长周期长，但也能赚钱。”
“剩下的稻田，除了咱们的口粮田，其余的也会种上瓜果蔬菜，供应给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