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朱高炽一瘸一拐地进来了——他胖，腿脚又不好，走起路来像只蹒跚的企鹅。
“儿臣参见父皇。”
朱棣看着儿子这模样，心里就堵得慌。他朱棣英明神武，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再看看老二高煦，那才是随自己，勇武过人！
“什么事？”朱棣语气冷淡。
朱高炽递上一份奏折：“这是翰林院拟的年号修订章程，请爹过目。”
朱棣接过来，看都没看就扔在桌上：“这种小事，你自己定就行了。咱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可是爹，”朱高炽犹豫道，“这样大规模修改史书，恐遭后世非议……”
“后世？”朱棣猛地一拍桌子，“你懂什么！咱活着的时候都管不好，还管什么后世？再说了，等咱死了，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咱听不见！”
这话说得，颇有点“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无赖劲儿。
朱高炽不敢再劝，只能诺诺退下。
看着儿子的背影，朱棣叹了口气：“老大这孩子，太实诚，不适合当皇帝。”
王彦在旁边听得心惊胆战——这话能随便说吗？
修改年号这事儿，执行起来比想象中麻烦。
首先是历法问题。老百姓种地看节气，婚丧嫁娶看黄历，你把一年凭空抹了，人家的年龄怎么算？生日怎么过？
礼部侍郎是个实在人，战战兢兢地来请示：“陛下，有个老农来问，他孙子建文四年生的，今年算三岁还是两岁？”
朱棣正批奏折呢，头都没抬：“这还用问？建文四年不存在，那孩子就是洪武三十五年生的，今年两岁！”
“可是陛下，”侍郎硬着头皮说，“那孩子出生时，他爹娘记得清清楚楚，是建文四年三月……”
“记错了！”朱棣一瞪眼，“他们的记性，能有朝廷的史书准吗？让他们改！”
侍郎灰溜溜地走了，心里嘀咕：这能改吗？生孩子还能改日子？
更麻烦的是那些“建文旧臣”。有些人虽然投降了，但心里还念着旧主。现在皇帝要抹去建文年号，等于否定了他们那四年的职业生涯，这谁受得了？
方孝孺的案子才过去一年，血迹还没干透呢。但总有些不怕死的。
有个叫茅大芳的副都御使，居然在朝服里藏了把刀，想行刺朱棣。当然，没成功，被抓了个正着。
朱棣亲自审他：“你为什么这么做？”
茅大芳梗着脖子：“我为建文皇帝报仇！你篡位夺权，不得好死！”
朱棣气得乐了：“建文皇帝？哪来的建文皇帝？太祖直接传位给咱，天下皆知！”
“你胡说！”茅大芳破口大骂，“建文皇帝在位四年，勤政爱民，天下归心！你是乱臣贼子！”
朱棣最听不得这个。他一挥手：“拉出去，剥皮实草！挂城门上示众！”
等茅大芳被拖走了，朱棣坐在龙椅上，半天没说话。
王彦小心翼翼地上茶：“陛下息怒，这种狂徒，不值当生气。”
朱棣接过茶，手有点抖：“你说，他们为什么就不明白呢？咱当皇帝，不比那个书呆子强？”
这话问得，透着心虚。
王彦哪敢接茬，只能装傻：“陛下文治武功，必将远超历代帝王。”
“少拍马屁。”朱棣摆摆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王彦，你说实话，咱是不是……太在意这个了？”
王彦吓得跪下了：“陛下乃真命天子，何必在意些许流言？”
朱棣看着他发抖的样子，忽然觉得没意思。连句真话都听不到，这皇帝当得，也挺没劲的。
不过朱棣毕竟是朱棣，自我调节能力一流。没过两天，他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历史修正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了。
这次的目标是朱标。
朱棣召集了几个文臣，要他们写一篇“揭露朱标真面目”的文章。
“要写实！”朱棣强调，“不能光说空话。要具体，要有细节！比如他是怎么在太祖面前说咱坏话的，怎么排挤其他兄弟的……”
文臣们面面相觑。这怎么编啊？朱标活着的时候，你们兄弟感情不是挺好的吗？
但皇帝让编，那就得编。
几天后，文章呈上来了。朱棣一看，很不满意：“太温和了！这哪像是个阴险小人？重写！”
于是又改了一版，把朱标写成了“表面仁厚，内心狭隘，嫉妒兄弟才能”的伪君子。
朱棣看了，还是不满意：“还是不够劲！你们这些人，读书读傻了，不会写故事吗？要生动！要有画面感！”
文臣们欲哭无泪。我们读的是圣贤书，不是话本小说啊！
最后还是杨荣机灵，找了个不得志的老秀才，许以重金，让他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