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就这么越来越严重。”
“成千上万的家庭，投入无数的时间、金钱、精力，甚至牺牲孩子的健康和童年，只为爭夺那几个越来越少的名额。”
“大部分人，註定是陪跑，是分母。”
“他们的付出和痛苦，在宏观的数字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而那些……”
郑仪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
“那些拥有更多资源、更多选择的家庭呢？”
“他们当然也会让孩子努力，甚至更努力。”
“但同时，他们早就准备好了退路，甚至……捷径。”
“高考这条路走不通，或者走得太累，没关係。”
“可以送孩子出国留学，镀一层金回来，学歷有了，见识也有了，甚至人脉都有了。”
“可以利用某些『特招』政策，比如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或者一些比较灵活的『综合素质评价』，让孩子用较低的分数进好大学。”
“还有更隱秘的，直接利用关係和资源，在招生环节进行操作……”
“他们不需要像普通家庭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一次考试上。”
“他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绕过或者减轻高考这座独木桥的残酷。”
“而对於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就是那条唯一、狭窄、且越来越拥挤的独木桥。”
“掉下去，可能就很难再爬起来。”
“所以，他们能不焦虑吗？能不拼命吗？”
“他们越拼命，竞爭就越激烈，门槛就越高，通道就越窄……形成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循环。”
郑仪说完，办公室里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
沈立新已经完全惊呆了。
他没想到，郑书记会如此直白、如此犀利地剖析这个问题。
这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触碰到了社会结构、资源分配、阶层流动这些更深、也更难言说的层面。
作为教育系统的干部，沈立新不是没想过这些，但很多时候，他只能把它们归为“体制问题”“社会问题”，觉得光靠教育部门解决不了。
他更多把心思放在自己职权范围內，儘量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平衡，比如落实隨迁子女入学、推动义务教育均衡、规范招生这些事。
他认为，或许是他骗自己，能做到这些，就已经算尽职尽责了。
“书记……您的意思是……”
沈立新声音有些乾涩，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更不知道郑书记今天跟他说这些，到底希望他做什么。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立刻、彻底推翻现有的高考制度。”
“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牵涉面太广，不是明州一个市能解决的。”
“但是，”
郑仪加重了语气。
“我们不能因为根源难改，就对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用『无能为力』来搪塞！”
“那个叫李向阳的学生，他说得对！”
“我们至少可以在职权范围內，试著做些力所能及的改变！”
“去缓解孩子们的痛苦！去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去告诉他们，人生不是只有一场考试！”
郑仪盯著沈立新。
“立新，你告诉我，给高中生每周多安排半天自由活动时间，难不难？”
“给学校的图书馆多配一些课本之外的、能开阔眼界的书，难不难？”
“组织一些能放鬆身心的文体活动，办几场心理辅导讲座，难吗？”
“把学校里那些『高考就是一切』之类的標语减一减，多掛点鼓励成长、健康向上的氛围，难吗？”
郑仪一连串的发问，让沈立新额头开始冒汗。
“从操作上来说……不难。”
他实话实说。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做的，效果『有限』？”
郑仪追问。
“是决心不够？还是潜意识里，也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比不上升学率那个硬指標？”
沈立不得不承认，郑书记说中了他潜意识里的某些想法。
在內心深处，他虽然也同情学生们的压力，但在安排工作、分配资源时，还是会下意识地把升学率、中考高考成绩这些“显性”指標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因为这些东西，最容易被看到，最容易出“成绩”。
而那些关乎心理状態、精神成长的“软工作”，投入大、效果慢，搞不好还要被人说“不务正业”。
“书记，我……”
沈立新想解释，但又觉得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
“立新，我不是在批评你。”
郑仪的语气缓和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