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老师、家长，包括学生自己，都把考一个好大学当成唯一的目標。”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课业负担重，精神压力大，是普遍现象。”
他顿了顿，似乎有些无奈。
“我们也尝试过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学校不得隨意占用学生周末补课，规定每天的作业量上限，提倡开展社团活动等等。”
“但说实话，效果……有限。”
“为什么？”
郑仪问。
“原因很复杂。”
沈立新翻开笔记本，似乎想找些数据支撑。
“最根本的，还是评价体系问题。”
“高考的指挥棒摆在那里，全社会对升学率的看重程度，短期內很难改变。”
“学校有升学率的压力，校长要拿这个成绩说话；
老师有教学成绩的压力，这跟职称、绩效掛鉤；
家长更是望子成龙，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在这种层层压力传导下，学生成了承受的终端。”
“我们教育局出台的『减负』规定，到了学校层面，很容易被打折扣，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比方说，不准周末补课，有的学校就改成『集中自习』，或者找个外面的『专家』来开『讲座』。”
“规定作业不能太多，老师就布置『弹性作业』、『建议完成』，实际上学生不写就跟不上。”
“至於社团活动、图书馆建设这些『软性』的东西，在升学压力面前，很容易被边缘化。”
沈立新的分析很到位，也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癥结所在。
这也是教育系统內部公认的难题。
听到沈立新的分析，郑仪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没有说话。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短暂的沉默。
沈立新的分析，点出了问题的表象。
评价体系单一，升学压力层层传导，导致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都被绑在了高考这辆战车上。
这没错。
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能看到这一层，並承认改革的艰难，已经算是有清醒的认识了。
但郑仪知道，问题的根源，比沈立新说的，还要更深，更……让人感到无力。
“立新，你说的这些，都对。”
“但这些都是『果』，不是『因』。”
沈立新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著郑仪。
“你说高考是指挥棒，没错。全社会都看重升学率，也没错。”
“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高考会成为唯一的、决定性的指挥棒？”
“为什么『考一个好大学』这件事，对无数普通家庭来说，成了关乎命运、甚至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沈立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看到郑仪的神情，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郑书记今天叫他来，不是想听他匯报工作，而是想跟他探討更深层次的东西。
“因为，对於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
“高考，几乎是他们实现阶级跨越、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唯一希望，甚至是最重要的途径。”
“读一个好大学，就意味著有机会找到一份好工作，意味著有机会留在大城市，意味著有机会摆脱父母那一辈的活法，过上不一样的日子。”
“这种希望，这种压力，这种孤注一掷的期盼，全都压在了这场考试上。”
“所以，他们能不拼命吗？能不全家老小一起卷吗？”
沈立新点了点头，这些他当然也明白。
“但是，”
郑仪话锋一转，语气里多了一丝冷意。
“有些人，並不希望有太多的人，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爬上来。”
“为什么？”
沈立新下意识地问，问出口才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敏感。
“因为，爬上来的人多了，他们占据的『好位置』，他们享受的『好资源』，就可能被分走。”
“现有的阶级固化就会被打破。”
“蛋糕就这么大，多一个人来分，每个人分到的就少了。”
郑仪的措辞很直接，甚至有些尖锐，完全不像一个市委书记在正式场合该说的话。
但他似乎並不在意。
“所以，怎么办呢？”
郑仪自问自答。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这条通道，变得更窄，更难走。”
“不断地加大高考的门槛和难度。”
“增加考试的科目，提高试题的区分度，把竞爭从『有没有大学上』，变成『有没有好大学上』，再变成『有没有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