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着自己那辆二手丰田，沿着盘山公路往上爬。车是顾远生前帮我挑的，他说日系车省油，配件便宜，适合我这种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现在他死了，车还在，每次启动时引擎的异响越来越严重，像老年人清早的咳嗽。
今天是老金死后的第三天。
按照这座城市的规定，非正常死亡且涉及公共事件的遗体，需要完成警方调查、法医鉴定、家属确认等程序，最快三天后才能火化。我昨天打电话问过，值班人员用那种训练过的、不带感情的腔调说：“金卫国的遗体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可以火化了。请问您是家属吗？”
我说不是，是朋友。
“那请直系亲属来办理手续。”电话挂了。
我知道老金没有直系亲属了。父母早亡，妻子病逝，唯一的女儿未成年且在福利院。按法律规定，金贝贝是唯一有权决定父亲身后事的人。但她才十五岁，患有严重心脏病，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敢让她来吗？敢让她看父亲烧焦的遗体吗？敢让她签那些冰冷的文件吗？
所以我来了。虽然我知道我没有法律上的资格，虽然我知道这很可能是白跑一趟。但我得试试。老金最后托付我照顾贝贝，那至少，我得让他有个安息的地方——如果骨灰也算“地方”的话。
山路两旁种着松柏，四季常青，据说是为了“安抚情绪”。但那些树长得太密了，枝桠交错，遮天蔽日，让整条路即使在正午也显得阴森。偶尔有送葬的车队驶过，清一色的黑色轿车，车头挂着白花，车速很慢，像一条无声的黑色河流，缓缓流向山上的焚化炉。
我跟着一辆灵车后面，保持距离。灵车是改装过的面包车，后窗玻璃贴着黑色的膜，看不见里面。但我知道里面躺着一个人，或者准确说，一具被化妆师整理过的、暂时看起来还像人的身体。再过一会儿，那具身体就会被送进燃烧室，在八百到一千度的高温中，肌肉、脂肪、器官、骨骼依次燃烧、碳化、碎裂。最后剩下一堆灰白色的碎骨，被工作人员用铁耙子扒出来，放进粉碎机，打成均匀的粉末，装进一个坛子或者盒子里。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终点。无论生前是富贵还是贫穷，是善良还是邪恶，是赵承德还是老金，最后都会变成一捧灰。区别只在于，装灰的容器不同——有的用上等的青花瓷骨灰坛，刻着精美的莲花图案，存放在寺庙的灵骨塔里，每年清明有后人祭拜；有的用最廉价的复合木板盒子，连个名字都没有，放在殡仪馆的地下仓库，等到积攒到一定数量，就被统一倒进山里某个指定的“无主骨灰安置区”，和无数个同样无名的灰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谁是谁。
老金会是哪一种，我很清楚。
殡仪馆的停车场很大，分区明确：A区给遗体告别厅使用，B区给火化厅，C区给业务办理。我把车停在C区，下车时闻到空气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尸臭，殡仪馆的通风系统很好；而是一种混合了消毒水、香烛、鲜花和某种难以形容的、类似烧焦塑料的气味。这气味很淡，但一旦注意到，就挥之不去。
业务大厅像个银行的办事窗口。一排不锈钢柜台，玻璃隔断，下面有个小窗口传递文件。墙上贴着办事流程、收费标准、注意事项。电子叫号系统在运作，但等待的人不多，只有七八个，分散坐在塑料椅子上，每个人都低着头，表情麻木。大厅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偶尔响起的叫号声。
我走到咨询台。台后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藏蓝色的制服，胸口别着工牌。她正在看手机，手指快速滑动，嘴角带着笑——大概在看什么搞笑视频。我站了十几秒，她才抬起头，笑容瞬间消失，换成职业性的严肃。
“办什么业务？”
“我来领金卫国的骨灰。”
“证件。”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她看了一眼，在电脑上输入名字，敲了几下键盘，眉头皱起来。
“金卫国……非正常死亡那个？”
“是。”
“你不是直系亲属。”她抬头看我，“按规定，必须直系亲属本人持身份证、户口本、死亡证明原件来办理。配偶、父母、子女。朋友不行。”
“他没有直系亲属了。”我说，“父母去世，妻子去世，女儿未成年，在福利院。”
“那让福利院的人来。”
“孩子有严重心脏病，福利院的人说不能让她受刺激。”
女人耸耸肩，那动作的意思是：这关我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