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江边的栏杆旁，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子很厚，边缘已经被我的汗水浸软了。风吹过来，带着江水特有的腥味，还有远处码头传来的柴油机气味。对岸，“远大·滨江新城”的巨型广告牌亮着，霓虹灯组成的赵承德头像在夜色中微笑，下面是一行字：“为城市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美好的明天。我咀嚼着这个词，喉咙里泛起一股铁锈般的苦涩。
文件袋里的东西，我已经看了三个小时。从下午在图书馆旧馆拿到它开始——苏晚发来短信，只给了一个地址和时间，像地下接头——我就坐在阅览室最角落的位置，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下，一页一页地翻。
不是复印件，是原件。纸张泛黄，边缘卷曲，有些页面上有深褐色的污渍，像干涸的血迹。第一份是《“凤凰计划”拆迁户登记及补偿明细表》，1998年9月制表。表格用蓝色的复写纸誊写，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
棉纺三厂家属区，共计住户317户，登记人口1246人。补偿方案一栏，密密麻麻地写着数字：按面积折算，每平方米补偿价380元；而同一时期，隔壁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售价是每平方米2200元。差额栏里，有人用红笔写了一个词：“政策差价”。
政策差价。四个字，吃掉了一千多个家庭半辈子的积蓄。
我往后翻。第二份是《拆迁工作推进情况周报》，日期是1998年11月。汇报人：赵承德（时任远大建筑公司总经理）。内容摘要：“本周完成强制拆迁14户，剩余23户中，有7户态度顽固，多次煽动其他住户对抗。建议采取重点突破策略，对带头者进行‘特殊处理’。”
特殊处理。这个词旁边，有人用钢笔写了两个小字，字迹很轻，几乎看不清：“已办。”
我翻到下一份文件时，手开始抖。那是一份《意外事件情况说明》，1998年12月5日。事由：“棉纺三厂退休职工金大年（男，61岁）在拆迁现场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情况说明很简单，只有半页纸，说金大年“情绪激动，与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后倒地”，120到场时已无生命体征。结论：“属意外事件，建议给予人道主义补偿金两万元。”
两万元。一条命。
文件最后附着三张照片。黑白照片，像素很低，但足够看清：第一张，一个老人躺在地上，周围站着几个穿制服的人，表情冷漠；第二张，老人的妻子跪在地上哭，旁边有个小女孩，大约五六岁，睁大眼睛看着镜头，眼神空洞；第三张，推土机正在推倒一栋二层小楼，烟尘滚滚。
我盯着那个小女孩的脸。虽然只有五六岁，但眉眼的轮廓，那种倔强的神态……我见过。在老金给我的全家福上，在他讲述往事时浑浊的眼睛里。
金卫国。老金的父亲。而那个跪在地上哭的女人，是老金的母亲。那个睁大眼睛的小女孩……是老金的妹妹？不，老金是独子。那可能是邻居的孩子，或者远房亲戚。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被永远定格在了这张发黄的照片上：一个人的死亡，一个家庭的崩溃，一个女孩童年的终结。
我继续翻。后面的文件越来越厚，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1999年1月，《关于苏建国一家“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苏建国，棉纺三厂技术员，是最后一批拒绝搬迁的“钉子户”之一。报告称，1998年12月24日晚，苏家居住的筒子楼因“电路老化”引发火灾，苏建国及其妻子当场死亡，女儿苏秀兰（14岁）严重烧伤，送医后不治。报告结论：“经调查，未发现人为纵火证据。”
但附件里有一份手写的值班记录，是当晚在拆迁指挥部值班的一个保安写的：“12月24日晚8点，赵总带三个人过来，让我去门口守着。他们在里面待了半小时，出来时身上有汽油味。9点左右，苏家那边就着火了。”
这份值班记录没有被装订进正式报告，只是用回形针夹在最后一页。写记录的人叫王志刚，1999年3月因“盗窃工地建材”被开除，同年5月死于一场“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逃逸。
苏建国。苏秀兰。
我想到苏晚。她从来没说过自己的全名。苏晚是她的真名吗？还是她后来改的？她和这个苏建国、苏秀兰是什么关系？姐妹？亲戚？还是……就是同一个人？
文件翻到最后几页，是一份名单。《“凤凰计划”相关“意外事件”涉及人员及处理情况汇总》。表格里列了十二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死因、时间、处理结果。死因五花八门：心脏病、脑溢血、交通事故、溺水、火灾、坠楼。处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