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防洪堤的水泥台阶上坐下，离苏晚大概两米远。这个距离既不至于太亲密，又能听清她说话。她今天没穿那些昂贵的套装或礼服，而是一件简单的米色风衣，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头发随意挽在脑后，脸上几乎没有妆。这样的她看起来反而更真实，也更危险——就像一把卸去了华丽刀鞘的匕首，寒光直接裸露在空气里。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江面。江水在暮色中呈暗灰色，缓缓向东流去，水面漂浮着塑料瓶、泡沫板、枯枝败叶，偶尔还有一团辨不出原型的腐烂物。对岸是正在施工的“滨江新城”工地，塔吊上的灯已经亮起，在渐暗的天色中像一群巨大的、发光的昆虫。
“知道这条江淹死过多少人吗？”
苏晚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几乎被江风吹散。我没回答。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烟，不是女士烟，而是很冲的男士香烟。她抽出一支点燃，动作熟练得不像那些需要维持优雅形象的名媛。
“我查过档案。”她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过去二十年，这条江打捞上来四百七十二具尸体。其中三百零九具被定性为‘自杀’，八十七具‘意外失足’，剩下的七十六具，死因‘不明’——意思就是，没人想查，或者查了也没结果。”
她把烟灰弹进江里。“我父亲是第三百一十具自杀的。2001年3月17日，有人在下游的采沙场发现了他。泡了三天，脸都烂了，但衣服还在，口袋里有一封遗书，说因为乱搞师生关系，被学生家长发现，所以投江自尽。”
她顿了顿，转头看了我一眼：“你信吗？”
我没说话。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二十年前的“凤凰计划”，苏家是钉子户之一。她父亲苏明哲，拆迁时，他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个，带着几十户职工家属上访、拉横幅、去市政府门口静坐。后来，他突然“想通了”，签了字，搬了家。再后来，他就“自杀”了。
“我那时十四岁。”苏晚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父亲死后三个月，母亲带我改嫁，嫁给一个在北方做生意的远房表舅。表舅喝醉了就打人，打我妈，也打我。最严重的一次，他把我妈肋骨打断两根，把我从二楼推下去，左腿骨折。我去报警，警察说这是家务事，调解调解就算了。”
她把烟蒂扔进江里，那点红光在浑浊的水面上闪了一下，灭了。
“十六岁那年，我妈死了。说是突发心脏病，但我知道不是。她是吞了一整瓶安眠药，因为那天表舅带回来两个朋友，让她陪酒，喝完酒之后……”苏晚停住了，手指在微微发抖，但她很快握紧了拳头，“我跑了。从北方一路逃回来，回到这座城市。我要查清楚，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我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能做什么？我去派出所问，他们说案子早就结了；我去找当年拆迁办的老人，不是退休了就是调走了；我甚至去纺织厂原址——那里已经变成‘金凤凰商业广场’，赵承德的第一个成功项目。”
她冷笑一声：“我在那个广场的长椅上睡了三天，饿了就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吃。第四天，一个保安过来赶我，我跟他吵起来。吵着吵着，我哭了，把一切都说了。那个保安看我可怜，悄悄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当年拆迁时，他也在现场，是个临时工。他看见我父亲被几个人拖进一辆面包车，两天后才放出来。放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对了，眼神直勾勾的，问他什么也不说，就是签字，搬家。”
江风大了些，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把头发别到耳后，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异常脆弱，但我很清楚，那脆弱是假的，是诱饵。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人。”苏晚说，“一个专门帮人‘平事’的中间人。他听了我的故事，说可以帮我，但有个条件——我得先活下来，活得像样点，才能有资格谈报仇。他给我介绍了第一份工作，在夜总会端盘子。然后是陪酒，然后是陪唱，最后是陪睡。”
她说这些时，语气没有丝毫波澜，就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
“我用了五年时间，从最底层的坐台小姐，爬到‘夜泊’的头牌。这五年，我睡过多少男人？不记得了。有官员，有商人，有□□，也有像赵承德这样的大亨。每个人身上，我都能挖出点东西——录音、照片、把柄。我把这些存起来，像松鼠囤积过冬的粮食。”
她终于转过头，正面看着我。暮色中，她的眼睛像两口深井，井底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三年前，我通过一个客人，认识了赵承德。他喜欢我的长相，说我有他初恋的影子——多俗套的故事，但有用。我顺水推舟，成了他的情人。他给我买房，给我钱，带我出入各种场合，向所有人炫耀他养了一只多么漂亮的金丝雀。”
她笑了，那笑容很冷：“但他不知道，这只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