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宴会厅西侧廊柱的阴影里，相机抵着下巴，长焦镜头像一支沉默的狙击枪，瞄准着台上那个正在微笑的男人。
赵承德。他今天穿了一身定制的深灰色西装，领带是某种我认不出但一定很贵的暗纹丝绸。五十五岁，但看起来像四十五——金钱是最好的保养品，它能买来最顶尖的医疗团队，最私密的营养师，最有效的肉毒杆菌和干细胞疗法。他站在聚光灯下，身形挺拔，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连微笑的弧度都经过精确计算：露出八颗牙齿，不多不少，既显得真诚，又不失威严。
“二十年前。”他的声音通过顶级音响系统传遍整个宴会厅，温暖、沉稳，带着恰到好处的磁性，“我站在老城区的废墟上，手里拿着第一份施工合同。那时候，远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建筑队，十二个人，三台搅拌机，租来的办公室只有三十平米。”
台下响起善意的轻笑。那些笑声来自第一排的政要——副市长、发改委主任、规划局局长；来自第二排的银行家和合作伙伴；来自后面几排的媒体记者和社会名流。所有人都穿着得体，妆容精致，手里端着香槟杯，杯中的气泡缓缓上升，像这座城市永不衰竭的欲望。
我调了调焦距。镜头里，赵承德的脸被放大，我能看见他眼角细微的皱纹，看见他说话时喉结的滑动，看见他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简单的铂金婚戒——他妻子三年前死于乳腺癌，葬礼上他哭得撕心裂肺，媒体称他为“深情企业家”。但苏晚告诉过我，他妻子死前三个月，他已经把大部分资产转移到了海外信托。
“那时候很多人问我：赵总，你的理想是什么？”赵承德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像一位父亲在看着自己的孩子，“我说，我的理想很简单——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好。让我们住的房子更坚固，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学校，让我们的老人有更舒适的养老院。”
掌声响起。不热烈，但持久，像一场精心排练的合唱。
我移动镜头，掠过那些鼓掌的手。那些手保养得很好，指甲修剪整齐，皮肤光滑，有些戴着百达翡丽，有些戴着卡地亚，有些什么都没戴，但你知道它们签过的合同价值多少个亿。这些手掌握着这座城市的命脉，它们拍一下，某块地皮的价格就会上涨；它们握一下，某个项目就能顺利通过审批；它们挥一下，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会被改变。
镜头停在苏晚身上。她站在赵承德身侧稍后的位置，一身黑色曳地长裙，肩颈线条优美得像天鹅。头发挽成松散的发髻，几缕碎发垂在耳侧，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她是今晚的主持人，手里拿着提词卡，但根本不需要看——那些华丽的辞藻早就刻在她脑子里，或者说，刻在她扮演的这个角色里。
她微笑着，笑容完美无瑕，但我在镜头里看见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像两口深井，表面平静，底下却什么也看不见。当赵承德说到动情处时，她会适时地点头，会露出感动的神色，会用手轻轻擦拭眼角——那里当然是干的。
一周前，也是在这间酒店，在楼上的套房里，她裸身坐在落地窗前，背对着我，看着窗外城市的夜景。我问她：“你恨他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
“恨是一种奢侈的情绪。”她终于说，声音很轻，“你得先觉得自己是个人，才能恨。而我，很多年前就不是了。”
当时我没有懂。现在，透过镜头看着她完美的侧脸，我好像懂了一点。
“这二十年来，远大参与建设了这座城市百分之三十的住宅，百分之四十的商业综合体，百分之五十的市政工程。”赵承德继续说着，语气变得庄重，“我们建造的不是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我们建造的是家，是希望，是未来。”
背景大屏幕适时地播放着宣传片：崭新的住宅小区里孩子们在玩耍，现代化的写字楼里白领们匆匆走过，大型购物中心里人流如织。镜头切换，是赵承德在工地戴着安全帽视察，在希望小学和孩子们合影，在敬老院给老人递上慰问品。配乐是恢弘的交响乐，每一个音符都在歌颂进步与繁荣。
我关掉了相机的录音功能。我不想听。
我的目光离开取景器，扫视着整个宴会厅。这里能容纳五百人，今晚座无虚席。空气里混合着香水、雪茄和高级食材的味道——侍应生端着银质托盘穿梭，上面是鱼子酱、鹅肝、空运来的生蚝和神户牛肉。每道菜的成本，够老金捡三个月的垃圾，够金贝贝买一个月的药。
老金，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一动就疼。
距离医院那场对话已经过去五天。这五天里，我去了三次福利院，看了两次贝贝。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差，脸色苍白得像纸，呼吸的时候胸口有明显的凹陷。医生私下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