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的病房在走廊尽头，三人间，但另外两张床空着。护工说那俩病人昨天出院了——其实是死了，我听见护士站的人在议论，说家属连最后的抢救费都没结清就跑了，医院正打算把那点可怜的遗物拍卖抵债。
我推门进去时，老金正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他没睡，但眼珠一动不动，像两颗嵌在蜡像里的玻璃珠。床头的监测仪亮着，绿色的线条平稳地跳动，那节奏和他空洞的眼神形成一种诡异的和谐——他还活着，但某些部分已经死了。
“老金。”我叫了一声。他没反应。我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那里已经堆了些东西：半袋开了封的饼干，一个印着“爱心捐赠”字样的保温杯，还有一本翻烂了的《常见疾病防治手册》——书页边缘被手指磨得发黑，某些段落用圆珠笔反复划着线。我随手翻开一页，正好是“慢性肾衰竭的日常护理”那一章。
“今天感觉怎么样？”我拖过那张吱呀作响的椅子坐下。
老金的眼球终于动了动，转向我。他的嘴唇干裂起皮，张开时发出纸张摩擦般的声音：“沈同志……你又来了。”
他扯了扯嘴角，那算是个笑容，但比哭还难看。他慢慢撑起身体，我上前扶他，手碰到他肩膀时能感觉到骨头硌着皮肉——这两个月他瘦了至少二十斤，病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挂在一具衣架上。
“贝贝今天来过吗？”我问。
“早上来了。”老金说，声音很轻，“福利院的王阿姨带她来的。待了十分钟，说不能耽误孩子做康复训练。”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窗外，“她给我带了个东西。”
他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物件——是个用输液管编的小兔子，手艺粗糙，耳朵一长一短，但能看出编得很用心。
“她说，这是她在手工课上做的。”老金把那小兔子放在手心，用拇指摩挲着，“她说，爸爸你要快点好起来，等你能下床了，我就教你编。她说……”
他的声音突然哽住了。我把视线移开，看向窗外。医院对面是一栋正在施工的写字楼，绿色防护网包裹着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塔吊缓缓转动，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划出沉默的弧线。那栋楼属于“远大·城市之光”项目，广告牌上写着“缔造城市新纪元”——赵承德的名字在巨幅效果图的右下角，字体很小，但你知道他在那儿。
“老金。”我转回头，从包里拿出那份复印的文件，“我查到了点东西。”
他看向我，眼神里没有什么期待，只是一种麻木的等待——像等在屠宰线前的牲口，知道下一道工序是什么，只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你还记得‘凤凰计划’吗？”我问。
他的眼皮跳了一下。
“1998年，市里搞旧城改造，第一批试点项目。”我把文件摊开，指着其中一页，“棉纺三厂及家属区整体拆迁，原址建设‘金凤凰商业综合体’。牵头单位是市城建局，具体执行方是当时的‘远大建筑公司’——赵承德那时候还是个包工头，但这个项目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老金的呼吸变得有些重。
“文件上说，拆迁补偿方案有两种：一是按面积折算现金，二是安置到郊区新建的经济适用房。”我翻到下一页，“但实际执行的时候，现金补偿的标准被压低了百分之四十。理由是‘企业效益不佳，拆迁资金有限’。”
“他们说过。”老金突然开口，声音嘶哑，“开动员会的时候，那个戴眼镜的副主任说的。他说厂子效益不好，大家要体谅国家困难。”
“体谅。”我重复这个词，感觉舌根泛苦，“然后呢？选择安置房的呢？”
“北郊的‘新生活家园’。”老金说，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某处污渍，“离市区二十公里，没有公交，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承诺的配套设施三年内建成，但三年后那片区还是荒地。”他停顿了很久，“我老婆就是那时候病的。急性胰腺炎，救护车从北郊开到市医院要四十分钟，路上堵了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
他没说下去。不需要说。
我翻到文件的最后几页，那里附着当年的拆迁户名单。我指着其中一个名字：“金卫国，棉纺三厂维修车间主任，工龄二十四年。家庭住址:家属区3栋2单元402。补偿选择:安置房。签字日期:1998年11月7日。”
老金盯着那个名字，盯着那行字，像是第一次认识它们。
“这是你父亲？”我问。
他点了点头，动作很慢，像生锈的机器。“我爸……他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