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去找*。一个被父亲阴影笼罩的中年会计，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却选择沉默。无论哪种，追问都没有意义。有些伤疤，揭开只会流脓。
老柴推着车，我走在前面。晨雾很浓，像一床湿冷的棉被盖在山路上。路两旁的枯草挂满露水，踩上去沙沙响，像无数细小的脚在爬。
“吴师傅，”老柴忽然开口，“那个笔记本......要不要交给政府？”
“交给谁？”我问，“说这是一个死去多年的村干部和邪教组织勾结的记录？证据呢？一个画满奇怪符号的笔记本？谁会信？”
老柴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那些被标记的事儿，就......算了？”
“算不了。”我看着前方的雾，“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记录。记住白老师，记住那些名字，记住那个符号。等有一天，线索够了，网收紧了，再一起算总账。”
老柴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三天后，我们回到冀南。老柴在县城有个落脚点，是个大杂院里的单间，屋里堆满杂物，但好歹有个炕，能烧火做饭。
我把那片布条和笔记本里撕下的几页关键纸，用油纸包好，塞进褡裢最底层。和其他几件“纪念品”放在一起——榆树屯的羊皮地图碎片、陈家沟邪神小像上抠下来的黑石眼睛、还有这回的染血布条。
都是碎片。
但碎片多了，或许能拼出全景。
在县城休整了两天，老柴又接到新委托。这次是邻省的事，说一个林场出了怪事，工人在山里听到“鬼唱歌”，听到的人都会失魂落魄，像丢了魂。
“吴师傅，接吗？”老柴问。
“接。”我说。
总要谋生。也总要在谋生里，继续寻找线索。
出发前，我去县城邮局给石背沟的孙支书寄了封信。没写太多，只告诉他三个孩子需要静养，尽量别让他们靠近阴气重的地方。另外，如果村里再出现“怪声”，或者有人做类似的噩梦，可以托人捎信给我。
信寄出去，心里却清楚：有些伤，不是几句话能治好的。白老师的回音壁破了，但石背沟的集体记忆里，那道裂痕还在。孙支书的余生，恐怕都要在愧疚中度过。那三个孩子，也可能在某个深夜，突然从噩梦中惊醒，耳边隐约回荡起嘶哑的呐喊。
这是沉默的代价。
也是时代的代价。
我们坐上长途汽车，颠簸了七八个小时，抵达邻省的林区县城。又雇了辆驴车，往深山里走。越往里，路越窄，两边的树越高。松树、杉树、桦树，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树冠遮天蔽日，阳光只能从缝隙里漏下些斑驳的光点。
空气里弥漫着松脂和腐叶的味道，湿漉漉的，吸进肺里有点发闷。
傍晚时分，到达林场驻地。几排红砖平房，一个堆满原木的广场，几辆锈迹斑斑的卡车。炊烟从烟囱里升起，但整个林场安静得诡异——没有机器声，没有说话声，连狗都不叫。
接待我们的是林场场长，姓李，四十来岁，脸色灰败，眼袋浮肿，和石背沟的孙支书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吴师傅，老柴师傅，”他领我们往办公室走，脚步很急，“这事儿......邪门。从上个月开始，进山伐木的工人，好几个都说听到‘唱歌’，不是人唱的，是......女的唱的，调子很怪，忽高忽低，听着心里发毛。”
“听到的人呢？”
“丢魂了。”李场长推开办公室的门，屋里坐着三个人，都是青壮年汉子，但眼神呆滞，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像他们这样。问啥都不说，吃饭要人喂，晚上不睡觉，就盯着窗户看。请过大夫，说是‘癔症’，开了安神药，不管用。”
我走到一个工人面前。他叫赵大柱，二十五岁，原本是个壮实汉子，现在瘦得颧骨凸出，眼窝深陷。我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他眼珠不动，瞳孔涣散。
观气术运转。
赵大柱身上的“气”很弱，像风中残烛。但在他眉心位置，缠绕着一缕极细的、暗绿色的气丝。那气息不凶不厉，却带着一种诡异的“牵引”感——像有什么东西，在远处拉着他的一部分魂魄。
“听到唱歌的地方在哪儿？”我问。
“黑松岭。”李场长说，“离这儿十五里，是片老林子，树密，平时我们很少去。但上个月上面下了指标，要赶一批木材，就派了一队人去那儿砍。结果......”
“带我去。”我说。
“现在？”李场长看了眼窗外，“天快黑了，那地方邪性，晚上去不得......”
“就是晚上，才能听到‘唱歌’。”我说。
李场长犹豫再三，终于点头：“我找两个人陪你们去。”
“不用。”我摆手，“人多了，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