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杉想起那位林教授的诘难，笑道：“辩论是有的，学术之争，很正常。亏倒是没吃，反而让我想通了很多事情。”他简略提了提关于“通俗文学价值”的辩论，以及自己如何引经据典回应，引得林默安拍手称快。
“姐夫，您不知道，您那篇演讲摘要和后续的采访登报后，在我们复旦引起了多大的轰动！”林默安兴奋地说，“特别是您关于‘技术、资本、人才、市场’四大要素的分析，还有对日资经济侵略的揭露，很多教授在课堂上都引用了。大家都说，‘淮山’先生不仅是小说写得好，更是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我们好多同学，都把您当成榜样了！”
周杉摆摆手：“榜样不敢当。我只是把看到的问题和想到的办法，说出来而已。柱子，你现在在复旦，学到些什么？感觉怎么样？”
提到自己的学业，林默安更加精神了：“我现在主修经济学，辅修社会学。复旦是私立大学，学风比较自由开放，也有很多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教授，课程设置很新。不过，”他语气稍顿，推了推眼镜，“所有的中国学生，没有不向往北大的。那是国立大学之首，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我们复旦虽好，总觉得……少了点那种激荡风云的厚重感。”
周杉理解地点点头：“北大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位，但复旦能给你更务实、更国际化的视野，未必是坏事。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学，怎么想。”
林默安忽然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自豪和认真：“姐夫，我加入了学校的‘复旦平民教育社’。”
“哦？”周杉来了兴趣，“具体做些什么？”
“我们利用周末和晚上，去杨树浦、小沙渡那边的工人聚居区，给工人和他们的子弟开办夜校，教他们识字、算数，也讲一些简单的道理，比如为什么他们辛苦工作却生活艰难，什么是工会，他们的权利有哪些。”林默安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光，“起初只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但真正去了，看到那些工友和他们的孩子……姐夫，那和在书里读到、在演讲中听到的‘苦难’完全不一样。”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又回到了那狭窄、潮湿、充满汗味和机器油污味的棚户区：“他们很多人一天要工作十二个钟头以上，手指被机器轧断的、肺被棉尘弄坏的……比比皆是。工头克扣工钱、随意打骂是常事。很多女工，年纪轻轻就累垮了。他们的孩子，七八岁就要去捡煤渣、拾破烂，或者进童工院……那种眼神，那种对识字、对一点点知识的渴望，真的……”他有些说不下去，用力眨了眨眼，“远比读十本《活着》更震撼。我才明白，姐夫你写福贵，写的是真的，而且就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饭桌上安静下来。林老栓和赵氏叹息着摇头。林巧娘想起自己早年逃难的苦，眼圈也有些发红。周杉则深深地看着眼前这个气质已明显不同于一年多前那个懵懂逃难少年的小舅子，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有欣慰，也有担忧。
“柱子，”周杉放下筷子，语气变得郑重，“你能看到这些，能去做这些，很好。这比空谈理论、风花雪月强百倍。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为什么我们的工人，要比日本工厂里的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拿更少的工钱，却没有任何保障？”
林默安思索着回答：“因为……我们技术落后？工厂主为了赚钱，拼命压榨？”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是表象。”周杉的声音沉稳而清晰，他决定对家人更深入地剖析其中的复杂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以至于游戏规则本身，都是由别人主导或严重扭曲的。”
他看了一眼在座的家人，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坦诚：“柱子，你看到那些压榨工人最狠的工厂，其中很多确实直接或间接受外国资本控制，他们利用条约特权，超然于中国法律之外，这自然不公。但你想过没有，即便是那些真心想善待工人、想为民族工业闯一条路的本土商人，他们的处境又如何？”
他略作停顿，选择了更含蓄但家人能心领神会的说法：“即便有些工厂，看似有外资的背景作为护身符，其主事者心向华夏，意在实业救国，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想给工人更好的待遇，想用更公平的方式经营。但这样一来，他们的成本必然增高，在市场上，就要同时面对两类对手：一类是享有特权、成本低廉的真外资；另一类是不择手段、极度压榨的本土小作坊。他们夹在中间，步履维艰。”
周杉的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点出最核心的困境：“问题的根子不在于工厂门口挂的是哪国的旗子，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积弱，无法制定和执行一套公平的、能保护本土劳动者和真正实业家的规则。当法律和政策本身无法成为依靠时，无论是纯粹的华资，还是某些……出于无奈需要借助某种身份的华资企业，都不得不在这扭曲的规则下挣扎求存。这才是最可悲之处。我们对抗的不完全是某个具体的洋人工厂，而是整个不平等的体系。”
他顿了顿，看着林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