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常先生，您在吗？” 孙伏园轻轻敲门，声音里带着难掩的急切。门内传来沉稳的回应：“进来吧。”
孙伏园推门而入，李守常正坐在桌前批阅稿件，台灯的光晕落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神情专注。看到孙伏园风尘仆仆的模样，他放下笔，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刚从上海回来？事情办得如何？”
“幸不辱命，淮山先生已经同意在咱们报上刊发《活着》了！” 孙伏园将合集往桌上一放，语气难掩兴奋，可话音刚落，就被随后跟进的副编辑李敬业打断：“守常先生，孙编辑刚回来，还没来得及细想其中的风险。《活着》在南方的争议太大，北方的情况远比南方复杂，真要刊发，怕是会惹麻烦。”
李守常拿起合集，指尖拂过 “活着” 二字，抬头看向众人：“都坐吧，说说看，具体有什么顾虑。”
办公室里很快聚齐了第七版的核心编辑，长条桌旁，众人面色凝重。窗外的天色渐渐阴沉，北风呼啸，像是在预示着这场讨论的激烈。
“守常先生，北方不是南方。” 负责时政版面的老编辑张守业推了推眼镜，语气沉重，“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地区，是政治动荡、新旧文明冲突最前沿的‘风暴眼’。《活着》写的‘旧秩序崩解’，对南方读者来说或许是远方的故事，可对北方人来说，就是身边正在发生的现实。”
他顿了顿，掰着手指分析：“您想想，京津一带盘踞着多少传统士绅、遗老和旧官僚？他们靠着旧制度、旧伦理活着，《活着》把宗族社会、农耕伦理的遮羞布撕得干干净净，他们能不愤怒吗？轻则向报馆投诉、发表驳斥文章，重则利用手里的政治影响力，向北洋政府内务部或京师警察厅告状。到时候，别说连载，咱们《晨报》第七版都可能面临停刊风险，甚至会牵连整个报社！”
“张老师说得对。” 年轻编辑王庆之补充道，“南方读者看《活着》，顶多是唏嘘感叹，可北方的旧派势力根基深厚，他们绝不会容忍这样‘败坏人心’的作品流传。去年咱们刊发一篇批评宗法制度的短文，就被京师警察厅约谈过，这次《活着》的尺度，可比那篇文大多了。”
办公室里陷入沉默，每个人都清楚其中的利害。北洋政府对舆论管控极严，稍有不慎便可能引火烧身，《晨报》第七版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靠的是李守常的远见和众人的谨慎，没人愿意因为一部小说，让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孙伏园见状，连忙站起身，语气铿锵：“守常先生，各位同仁，我知道风险大，但我们不能因为惧怕风险就退缩。” 他指着桌上的《活着》合集，“咱们第七版何以能从众多副刊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化之旗帜？正是因为我们敢于言人所不敢言，敢于记录这个时代的真实阵痛。如果因为怕得罪旧势力、怕被停刊，就放弃刊发这样有力量的作品，我们与那些粉饰太平的旧式小报有何区别？我们的信誉，将会毁于一旦。”
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继续说道：“目前社会最激烈的争论，正是关于乡土中国向何处去。《活着》提供了最鲜活、最残酷的原始材料 —— 它写了土地如何被夺、家庭如何破碎、旧伦理如何吃人，这正是我们要向青年说明的‘为什么必须变革’。发表它，我们就掌握了定义这场争论的主动权；不发表，就是主动放弃舆论领导权。这已不是一部小说的存废，而是新文学能否直面中国最深沉苦难的试金石。若我们在此退缩，则整个运动的锐气将折。”
“可风险实在太大了，一旦被查禁，我们……” 李敬业还想劝阻。
“风险我们当然要考虑，但不能因噎废食。” 孙伏园打断他，语气缓和了些，“我们可以分步来：先发表前几章，聚焦福贵家的初步衰败，还没涉及兵灾、饥荒这些最激烈的情节，观察各界反应。若反响尚可，再继续连载；若压力过大，就暂缓或调整后续章节的发表节奏，把长章节拆分，夹杂在其他杂文、译文之间，降低单期内容的冲击力。”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愈发坚定：“至于当局可能的质询，我们也有应对之策 —— 坚持这是记录民瘼、警醒世道，完全符合新闻职责。我们没有煽动革命，只是如实呈现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让世人看清旧制度的腐朽，这有何不可？”
李守常一直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合集封面，此时突然开口：“豫才先生和你聊过这部作品吗？”
“聊过！” 孙伏园立刻回应，“豫才先生说此作可视为《狂人日记》之乡土延伸与实证，其中‘吃人’之细节，较之日记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