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霍夫大街18号的咖啡馆有百年历史。
木质地板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光泽，墙上挂着黑白老照片——蒸汽火车时代的苏黎世车站，戴礼帽的绅士与撑阳伞的淑女。空气里飘着现磨咖啡豆的焦香和刚出炉的牛角包的黄油味。
靠窗第二桌空着。
苏晚晚和江砚辞在斜对角的位置坐下，点了两杯浓缩咖啡。她翻开菜单假装浏览，实则用菜单内夹着的微型探测仪扫描四周。
“一点钟方向，戴贝雷帽的老太太，在看报纸。”她压低声音，“但报纸是昨天的。七点钟方向，年轻情侣，一直在玩手机，但手指没有真正在屏幕上滑动。”
江砚辞端起咖啡杯，借着杯壁的反光观察。
“老太太的左手腕，”他说，“戴着一枚宝玑那不勒斯王后。金色表壳，黑色缎面表带。”
苏晚晚的心跳加快了。
老太太似乎察觉到什么，抬起头，朝他们的方向微微一笑。她合上报纸，用德语对侍者说了句什么，然后拄着雕花手杖，慢慢走向咖啡馆的后门。
经过他们桌边时，一张折成方块的便签纸从她袖口滑落，掉在江砚辞脚边。
他弯腰捡起，展开。
纸上只有一行手写的地址：**苏黎世大学病理学研究所档案室，三楼B-7柜。下午三点。**
再抬头时，老太太已经消失在门后。
“是她吗？”苏晚晚问。
江砚辞看着纸条上的字迹——清秀工整，和母亲信件上的笔迹有七分相似。
“不知道。”他把纸条收好，“但如果是陷阱，不会约在大学的研究所。那里太公开，不好动手。”
咖啡已经凉了。两人离开咖啡馆，在班霍夫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奢侈品店的橱窗闪闪发光，游客的喧哗声此起彼伏。
苏晚晚挽住江砚辞的手臂，动作自然得像真正的游客情侣。她的指尖在他肘弯处轻轻敲击摩斯码：**有人在跟，两个人。**
江砚辞的手覆上她的手背，同样敲击回应：**分开走，老地方汇合。**
他们在下一个路口分开，苏晚晚拐进一家钟表店，江砚辞继续往前走。跟踪者犹豫了一瞬，分成两路。
苏晚晚在钟表店里待了十五分钟，试戴了三块腕表，用流利的德语和店员讨论机芯工艺。最后她什么也没买，从后门离开——那里通向一条狭窄的巷道，连接着另一条商业街。
甩掉尾巴比想象中容易。对方似乎只是常规监视，没有穷追不舍的意图。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两人在苏黎世大学主楼前的喷泉广场汇合。
“跟丢了？”江砚辞问。
“嗯。”苏晚晚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但我觉得对方不是徐朗的人。如果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也许是银行的人。”江砚辞看着远处那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保险箱的异常开启，可能会触发某些监控。”
病理学研究所位于医学院老楼，入口隐蔽。推开沉重的橡木门，消毒水与旧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走廊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墙上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泛黄的人体解剖图谱。
三楼B区，档案室的门虚掩着。
江砚辞推开门。
房间里没有窗，只有一排排顶天立地的金属档案柜，柜子上贴着字母编号。灯光昏暗，空气里有陈年灰尘的味道。
B-7柜前，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亚裔，五十岁上下，戴金丝眼镜，头发一丝不苟地绾在脑后。她正低头翻阅一个牛皮纸文件夹，听到声音抬起头。
“江先生？”她说的是中文，带着一点江浙口音，“我是林静文，你母亲的朋友。”
江砚辞停在两步之外：“证明。”
林静文从白大褂口袋里取出一个怀表，打开，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小小的合照——两个年轻女孩，站在苏黎世湖边的码头上，笑容灿烂。左边是江砚辞的母亲江美玲，右边就是眼前的林静文。
“我和你母亲是苏黎世大学医学院的同学。”林静文把怀表递过来，“她读临床，我读病理。毕业后她回国嫁人，我留在这里任教。”
江砚辞看着照片。母亲那时候大概二十岁，长发披肩，穿着碎花连衣裙，眼里有他从未见过的、无忧无虑的光。
“她来找过你。”他说。
“三年前，八月二十九号。”林静文合上怀表，“她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脸色苍白，手里提着一个金属箱子。她说：‘静文，帮我保管这个。如果三年内我没有回来取，或者小辞没有来找你，就把箱子里的东西销毁。’”
“箱子呢？”
林静文转身，打开B-7柜，取出一个银灰色的金属保险箱，和银行的那种很像，但更小。她把箱子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推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