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青格独自站在窗前。
楼下又一列军列鸣响了汽笛，一长两短，沉闷的声音在山谷间迴荡了几秒才散去。机车喷出一大团白色蒸汽，车轮缓缓转动，钢铁的摩擦声尖锐刺耳。
黑烟拖成长长的一道，沿著铁轨向北方蜿蜒而去，最终融进远处山脊线上方灰蓝色的天幕里。站台上空出来的位置立刻被后续部队填满，灰色的人流没有一刻断过，继续不断地涌入下一列车的车厢。
斯科普里火车站的大钟指向下午两点十五分。
按照那份早就排好的时刻表，今天还有十一列军列要从这里发出。
车厢里闷热，木质的墙板被太阳烤了一整天，散发出一股混著汗味和枪油的乾燥气味。窗户只开了一条缝，风灌进来的时候带著煤烟，不开又闷得人喘不过气。
这节车厢塞了四十多个人。有人靠著背包打盹，有人围坐在过道上拿硬纸牌赌菸捲，两个蒂罗尔来的猎兵在比谁的刀更快一一个削苹果皮，一个削木头，旁边几个人起鬨押注。车厢尾部传来手风琴声，走调得厉害，但没人在意。
角落里，一个年轻的下士趴在自己的弹药箱上写信。
弹药箱被他用军大衣垫了一层，勉强充当桌面，纸是从补给站顺来的报告用纸，背面空白，他翻过来用铅笔写字。铅笔头已经禿了，他写几个字就得拿刀削一下。旁边几个战友的喧譁声好像跟他无关，他低著头，眉头拧著，写得很慢。
他叫扬·布伦纳，克拉科夫人。
亲爱的索菲婭：
我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寄到你手上，因为我们现在在火车上，火车一直没有停，窗外的风景已经从巴尔於的石头山变成了平原，他们说我们要去布拉格。
我还活著。这是最重要的事，对吧？
但是我有些话想跟你说，这些话我不知道该跟谁说。跟战友们说不合適，他们会觉得我胆小。跟军官说也不合適，军官会觉得我动摇。所以只能跟你说。
你还记得我上次写信跟你说的乌兹居普那个村子吗？我们在那里跟一股奥斯曼的散兵交过火。上次我没跟你说全。
那天我打死了一个人。不是远远地放枪，是很近，很近的距离。他从一堵土墙后面冒出来的时候我正好端著枪，我扣了扳机，子弹打中了他的额头。
索菲婭，他倒下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脸。
他大概十六岁，也许十七岁。嘴上连鬍子都没长全。额头上的洞不大，但他的眼睛—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形容—一那双眼睛里能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脑浆从那个洞里被挤出来了一些，顺著眉骨往下流，流进了他的眼眶里。他的眼睛还睁著。
我当时没有害怕，也没有难过。什么都没有。就那么看了一会儿，然后连长在后面喊推进，我就继续往前走了。
是后来才开始不对劲的。
那天晚上我们抓俘虏，有一个奥斯曼兵躲在一个地窖里，我发现他的时候他没有武器，我想让他投降一我冲他喊了好几遍，用土耳其语喊的，班长教过我们几句，“放下武器”“不要动”之类的。可他听不懂，或者不想听懂。他从地窖里衝出来的时候手上不知道从哪捡了一把刺刀，直直地朝我扎过来。
我又杀了一个人。
索菲婭，我不是要跟你诉苦。军餉一直在按时发，皇帝陛下给我们的待遇很好，我的军功也记上了，等这场仗打完，我也许能拿到下士勋章。钱够用。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开始想一件事—一我们在巴尔干到底在干什么？
爷爷参加过1859年的那场仗，你知道的，当时法国人和撒丁人打过来了，爷爷在明乔河那边挡住了他们一整天，后来中了弹片，右腿了一辈子，但是他从来不后悔，他到死都说那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確的事。因为那是保家卫国。敌人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挡回去了，天经地义。
可是我呢？
我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巴尔干山沟里，打死了一个十六岁的奥斯曼孩子。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们之间没有仇。他也许跟我一样，也有一个在家等他回去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死在战场上，我希望是像爷爷那样的死法。敌人来了，我挡在前面，死了也值。
而不是在別人的国家里，为了我弄不明白的理由，被一把不知道从哪来的刺刀捅死在一个地窖旁边。
现在更糟了。
三天前营部集合，上面宣布调令，说我们要北上，去跟普鲁士人打仗。
普鲁士。
索菲婭，你知道我外祖母是西里西亚人，我身上有四分之一的德意志血统。
我会说帝国语，也会说波兰语，我爷爷那一辈人管普鲁士人叫“北边的表亲“。
现在我要去跟表亲打仗了。
车厢里的气氛倒还不错。大部分人挺兴奋的。巴尔干那边快打完了，奥斯曼人已经没什么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