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铁匠也站了起来，“既然你说奥地利会帮我们，那为什么到现在一个奥地利兵都没看到？为什么你们的报纸上连遣责法国的话都没有？”
“我们都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应该互相帮助！七十年前，我们一起对抗拿破崙；五十年前，
我们一起建立了德意志邦联。难道这些都忘了吗？”
“忘了？”那个难民冷笑道，“是你们奥地利人忘了吧！1859年的时候，普鲁士王国带著我们这些德意志邦国们，帮你们打了法国人。现在普鲁士和北德意志有难了，你们在哪里？”
我辩解道，“政治是政治，但人民..：”
“够了！”铁匠打断我，“別在这里唱高调了！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学生，懂什么人民的苦难？等法国人的刺刀捅到你身上的时候，看你还会不会替你那个该死的皇帝说话！”
就在这时，一声巨响打断了所有的爭论。
轰一一东墙被炮弹击中，整面墙都在颤抖。砖石碎片像雨点般落下，尘土瀰漫，人们尖叫著四散奔逃。我只觉得一股巨大的衝击波把我掀翻在地，耳朵里喻喻作响，什么都听不清了。
我挣扎著爬起来，左臂传来一阵剧痛一一一块碎石擦过，撕开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但我顾不上自己，因为眼前的景象太可怕了。
刚才还在跟我爭论的人们，现在都倒在地上。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哭喊，还有人一动不动。我看到一个母亲扑在孩子身上，用身体护住他；一个老人靠在墙角，嘴里不停地祈祷；穆勒医生已经在抢救伤员，他的白大褂上全是血。
然后，我看到了他一一刚才那个一直在辱骂弗朗茨陛下的难民。
他就躺在我前方两三米的地方，一块尖利的石头击中了他的喉咙。鲜血从伤口处汨汨流出，在地上匯成一滩。他的眼晴睁得大大的，看著我，嘴巴一张一合，似乎想说什么。
我顾不上自己的伤，连滚带爬地衝过去。我用手捂住他的伤口，试图止血，但血还是不停地从指缝间涌出。我能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流过我的手掌，那种黏稠的触感让我几乎要吐出来。
“坚持住！”我喊道，“医生！医生！”
但穆勒医生在另一边，正在处理一个被砸中头部的孩子。
那个人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骼膊，力气大得惊人。他的眼晴直直地看著我，那种眼神我永远无法忘记一一里面有痛苦、有不甘、有愤怒，还有...还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声音，但我读懂了他的口型：“为...什么..：”
为什么？他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奥地利不来帮忙？为什么德意志人要看著德意志人受苦？为什么在最需要的时候，兄弟会拋弃兄弟？
我说不出话来。我只能徒劳地按著他的伤口，感受著生命从我的指间流逝。他的身体抽搐了两下，渐渐鬆开，但那双湛蓝色的眼晴始终没有合上，就那样看著我，仿佛在进行无声的控诉。
又一声爆炸在附近响起，但我已经听不清了。我跪在那里，看著这个素不相识的普鲁士人在我面前死去，手上全是他的血。那双不目的眼睛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炮声终於停了。法国军队占领了拉斯泰德，
但他们没有屠城。一个法国军官走进教堂，用整脚的德语宣布所有平民都是安全的，伤员会得到救治。
我麻木地帮助穆勒医生处理伤员，包扎、止血、安慰哭泣的孩子。但我的脑子里一直迴响著那个问题：为什么？
几天后，奥地利领事馆派人来接我们这些侨民。在回维也纳的火车上，我一直看著窗外飞逝的风景，却什么都看不进去。其他乘客在谈论战局、谈论政治、谈论生意，而我只是沉默。
回到维也纳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我开始疯狂地寻找答案。我跑遍了政府各个部门，询问为什么奥地利不出兵；我订阅了所有的报纸，想要找到哪怕一句对法国的谴责。
但我失望了。政府官员们要么推敷衍，要么冷冷地告诉我“这是国家大事，不是你一个学生该操心的”。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报纸上普鲁士的惨状越来越触目惊心，汉堡被围困，居民靠吃老鼠度日；不莱梅陷落，法国人驱逐了数以万计的难民，他们流离失所。
而维也纳呢？歌剧院照常演出，舞会照常举行，贵族们照常在普拉特公园里遛马。仿佛几百公里外的人间惨剧跟这座城市毫无关係。
我开始在大学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马丁、卡尔，一开始是十几个人，后面就变成了几十个人，经过激烈的討论，我们决定组织一次游行，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援助普鲁士。我们联繫了维也纳工业大学和帝国商业高等学校的学生组织，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11月1日，一个阴冷的秋日。早上八点，我们在大学门口集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