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阡陌封疆”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田地都变成了私田，国家见田即收其税，使私田无从隐瞒，国家大得其利。当然，这种田地之税，比过去的赋税要轻了许多。如此，百姓所得，亦是多于往昔，无不愿意在田地上多出其力，以尽量多得出产。
第二条，全国实行县制，由国君直接管理。
功臣封地削除，改授食邑，功臣只得食邑之利，不能拥有所封食邑的军政之权。秦国之地共划为四十一县，每县设县令、县丞、县尉各一人。县令为一县之长，总管一切。县丞执掌民政之事，县尉主掌军务之事。县令、县丞、县尉之下再置小吏数人，分掌细务之事。如此，则全国归于一统，可使国君权威遍及朝廷内外，政令通达，国力当大为增强。
第三条，迁都咸阳，广修宫殿，君临天下。
咸阳之地靠近渭河，形势险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立都于此，可更加方便地发布政令，征集军队，有利于东征中原。
第四条，统一度量衡，使赋税的收取更加便利，少有争端。
给每县发给一枚标准“禾石”，每石的重量，以此为标准。同时发给标准的“方升”、“长尺”，以此作为容量和长度的标准。国家须常派大臣巡视各县，检查度量衡之器是否符合标准。符合者赏，不符合者罚。如果与标准相差过大，则处以大刑。
第五条，除田地之税外，国家还须按户收取“口赋”，以补“田税”之不足。凡男子成年后，必须与父母分家，另立门户，缴纳“口赋”，家有二男而不分者，赋税加倍。
第六条，秦国百姓，多有戎狄之族，喜父子兄弟同室住居，全族亦同聚一处而居，此不利于开垦荒田，多立门户。国家当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族人过十户者，必须另迁他处。
“好，好！”秦孝公听了，连声称赞，喜形于色。公孙鞅所说的六条中，有两条他早就想加以实行。
一为迁都。秦孝公觉得咸阳之地，才是君临天下者应居之地，早就在暗中准备迁都，曾派内侍带着太卜前往咸阳踏勘适合建造宫殿的“风水宝地”。
二为统一度量衡之器。秦孝公喜好财物，常到宫中清点所藏粮食布等物，每次都因为各种度量衡的不同而换算不休，弄得他多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至于其余的四条，秦孝公也认为是富国强兵、扩大君权的上上之策，应立即实行。
次日，秦孝公大会群臣，宣布实行第二次变法，并重申：秦国大事，俱由左庶长做主。此外，秦孝公还下了一道诏令：公子虔擅议朝政，罚其交纳黄金百斤，非宣不得入朝。
在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后，公孙鞅雷厉风行地实行了第二次变法。这一次，反对公孙鞅的人更多了。
“开封疆”这一条，于国有利，于民亦是有利，反对的人并不多，但实行县制，使原先的功臣贵族在封邑失去了许多特权，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而迁都咸阳，又使许多留恋故地的人们生出了怨意。统一度量衡之器开始时众人俱不习惯，经常出错，遭到了官府的严厉处罚，使人们心中恨意大起。加收“口赋”，强令分家，更是令全国上下不论贫富，俱都强烈反对。迫令戎狄之族改变风俗，则激发了戎狄之族本来就对秦国朝廷非常痛恨的情绪，一时间处处都可见到违反的戎狄之族。
对于反对新法的人，公孙鞅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以斩首的大刑，并悬其首级示众。
公孙鞅在朝中道：“凡行新法，必须立威，不立威则难以服众。立威的最好办法，就是杀头。”对于公孙鞅的言语，众朝臣自是齐声称赞，并无一人敢加以反驳。于是，秦国上上下下，再度陷入了血腥之中。
公孙鞅大为忙碌，每日除忙于新法之事，还要亲至刑场，监视众吏卒行刑。他发觉每日吏卒斩杀犯人，到了三百之数便停了下来。公孙鞅心中奇怪，问：“此为何故？”
吏卒曰：“杀人若过三百，必惊动鬼神，降下大灾。”
公孙鞅勃然大怒，厉声道：“难道那无行无迹的鬼神，竟比我的政令还要厉害吗？”
众吏卒匍匐在地，不敢回答。
公孙鞅当即将众吏卒以“违令”之罪全数斩杀，然后另换了吏卒，继续行刑。那一日，刑场上一下子被杀死了七百人，鲜血流进渭河，将渭水都染成了赤色。秦国人见公孙鞅如此刚狠好杀，满腹的怨恨之意，再也不敢说出口来，甚至睡梦里见到了公孙鞅，也惊骇得大叫“救命”，醒来后汗流满面，浑身发抖。
戎狄之族的群起反抗，也很快被秦国强大的兵威镇压了下去，没有酿成大乱。公孙鞅甚是得意，常常乘车出巡各县，察看新法的实施情形。沿途官吏闻听公孙鞅到来，早早就跪在城郊的大道上，恭迎左庶长的大驾。
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