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井田”，是周室立国后的田地分配之法，周室有“国人”和”野人”之分。国人住都城周围的乡邑中，有着向公室缴纳军赋的义务，并在征战时充当甲士，为国君作战。国君欲行大事，事先须召集国人，征询国人们的意见，然后才会有所行动。在乡邑之外，有许多村落，村落中住着“野人”，野人多是俘虏或是犯了罪的国人组成的，因居于草野之地，故被称为野人。村落中的首领称作父老，负责监视管理众野人。野人男者耕田，女者织布，所得全部上交公室。野人不参加征战，无权对朝政提出意见。
名义上，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所有的田地都属于周天子。实际上，田地又有公田、私田两种分别。公田成百上千亩连成一片，所产之物用来祭祖、聚餐、救济贫弱国人和奉养国君，又称为籍田。私田划成整齐的小块，似“井”字，故称为“井田”。私田由国人自己耕种，所得除上交军赋的一部分外，其余部用来奉养自身。一般来说，国人每家可得田地一百亩。私田虽归国人自己耕种，其实仍非私有，国人到了六十岁，就须将私田退回公室，由公室重新分配。
周室号称农耕之族，最重农耕之事，依照当年周公所定的礼法，须人人参加农耕之事，连周天子也不得例外。每年到了春耕之时，周天子手握长锄，带头下地耕种。周天子之后，是公卿百官，公卿百官之后是国人，国人之后是野人。
周天子象征性地将锄头挥舞两三下，就算是行了农耕之事，然后乘坐高车，回至内宫。公卿百官们停留的时刻稍多些，会真的向田地里挖上几锄，然后亦是乘车回其府第。国人们停留的时刻又多些，会挖上数十锄，然后就站在田头，监视野人耕种。野人们才是真正的耕种者，他们耕完了公田，又须到国人们的私田上耕作，终日不得歇息。许多国人们并不关心公田，逼着野人们尽快耕完公田，然后到私田上仔细耕作。
公田虽大，成千亩地连成一片，但其收成很低，往往不及一块百亩的私田。周天子的田地耕种之法如此，各大小诸侯的田地耕种之法，也是如此。
普通国人的私田每家只有百亩，而公卿百官和宗室贵族们的私田，却多至万亩。周天子往往将整个乡邑的收入都赐给立了功的公卿百官或贵族们，称为食邑。国人参加征战，立有功劳，私田亦会增加。
渐渐地，国人们有了贫富分别，贫者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开垦私田。富者为了更富，亦是大力开垦私田。这些新开垦的私田自然不用上交军赋，收入全归开垦者所得。
野人们为了改变困境，也偷着开垦私田。这些私田又不用退回公室，成为开垦者代代相传的私有之财。
周天子和大小诸侯们对开垦私田的行为异常恐惧，视其为不守礼法的“大逆”举动，严下诏令：百官公卿敢开垦私田者，削夺其官爵。国人敢开垦私田者，没收其财产，将其全家贬为野人。野人敢开垦私田者，将其全家贬为奴隶。
奴隶是身份最低贱的人，甚至不被视为人，而被视作会说话的畜牲。野人的身份虽低，尚可保持着家室，尚有一处栖身的草舍，尚被称之为“人”。奴隶则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属于主人，像牛马一样被主人役使，像牛马一样被卖来卖去。为了防止奴隶逃跑，有时主人们会用枷锁套在奴隶身上，用皮鞭驱赶着奴隶。
平日，奴隶们分男女关在不同的石室中。春季时，主人会挑出奴隶中壮实的男女，让他们配对，以生下小奴隶，增加主人的财产。壮年奴隶最值钱，幼年者次之，老年者最贱。
奴隶们一般不从事农耕，主要是充当各种工匠，以及放牧牛羊。年轻貌美的女奴则被训练成歌舞乐女，成为主人们寻欢作乐的工具。后来国人中有了富者，将其买得的奴隶用来耕种私田，获利甚多。
这种耕种田地的奴隶一般都有家室，待遇稍好。许多公卿百官家的奴隶都逃到乡邑，情愿充作国人们的农耕之奴。对于这种不花钱的农奴，国人们大力欢迎，并多方庇护。公卿百官都住在城邑里，到乡邑中去抓获逃奴不甚方便，以致所拥有的奴隶愈来愈少，大受损失。公卿百官们把逃奴日多的原因也归于私田的开垦。因此，公卿百官们虽也拥有许多私田，却大都坚决支持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但是国人和野人们，却是坚决反对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甚至不惜为此造反。
在开始禁止开垦私田时，周天子和大小诸侯们曾一度占得上风，夺得国人和野人们的许多田地。只是随着礼法日渐崩坏，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愈来愈难实行。各国争战不休，耗费巨大，急需军赋补充。许多诸侯国被迫允许私田的存在，征收私田之赋，以充军用。晋国、齐国、楚国，甚至遥远的吴国都允许私田的存在。
由于私田可以代代传袭，便于积累，许多人因此愈来愈富，私田也愈来愈多。另一部分人却愈来愈穷，以致失去了田地，只好租种别人的私田。
富者国人居多，也有野人。穷者自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