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地方，死亡太寻常了。
饿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自杀的……每天都有名字从花名册上被划去。
狱警们处理这类事已经流程化——确认死亡，通知家属（如果还有家属愿意来），开具死亡证明，遗体送往殡仪馆。
没有人会多问一句“怎么死的”，因为答案往往比问题本身更令人不适。
贾东旭的遗体被裹在一张草席里抬出去时，何大清正站在放风院子的东墙根。
他看见两个杂役抬着那卷草席走过，席子一头露出两只脚——穿着破布鞋，左脚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向外翻着，那是畸形愈合后又被反复摧残的结果。
草席经过的地方，留下一道淡淡的水渍痕迹，混杂着监狱地板上永远扫不净的污垢。
犯人们沉默地看着，眼神麻木。
有人低声说了句“解脱了”，很快被狱警的呵斥打断。
何大清看着那卷草席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浮起一个念头：贾东旭这一生，到底算个什么？
要剖析贾东旭，得从三个女人说起——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个女人，也是把他塑造成如今这副模样的三个推手。
第一个女人：母亲贾张氏。
贾东旭的懦弱，根子在贾张氏身上。
贾贵死的那年，贾东旭十岁。
一个十岁的孩子，本该在父亲庇护下成长，学习什么是男子汉的担当。
可贾东旭没有这个机会。
贾贵死后，贾张氏把所有希望——或者说所有扭曲的控制欲——都倾注在了这个独子身上。
她宠他，宠到近乎病态。
好吃的都给他，好穿的都紧着他，犯错了从不舍得打骂，只会说“我儿还小”、“都是别人的错”。
贾东旭学钳工，手被铁屑划了道口子，贾张氏能哭天抢地闹到厂里，说“我儿干不了这重活”。
易中海顺势出面“调解”，从此贾东旭的活总有师兄师弟帮着干，他只需要在旁边递递工具，就能领到全额的工资。
这种宠溺的背面，是窒息的控制。
贾东旭十八岁该说亲了，贾张氏把四九城适龄的姑娘挑了个遍，最后选中了秦淮茹——为什么？
因为秦淮茹是农村来的，在四九城无依无靠，好拿捏。
因为秦淮茹长得漂亮，带出去有面子。
更因为秦淮茹家要的彩礼少，贾张氏甚至为了省钱，愣是把十块讲到了五块。
贾东旭见过秦淮茹一面，姑娘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皮肤是农村姑娘特有的健康麦色，眼睛很大，睫毛很长。他心里是喜欢的，但没敢说。
因为贾张氏已经拍板了：“就她了！屁股大，好生养！”
结婚那天，贾东旭喝多了。
晚上洞房，他笨手笨脚，是秦淮茹轻声引导了他。
事后他躺在炕上，听着身边女人均匀的呼吸，心里有种不真实感——这就成家了？
这就是我的媳妇了？
他不知道的是，隔壁屋里，贾张氏正竖着耳朵听动静，脸上露出满意的笑：“成了。明年就能抱孙子了。”
贾东旭的人生，从出生到结婚，每一步都被贾张氏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做主，只需要听话。
听话就有饭吃，有衣穿，有人宠。
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男人，骨头是软的，脊梁是弯的。
他学会了察言观色——看母亲的脸色，看易中海的脸色，看所有能给他好处的人的脸色。
他学会了占小便宜——反正有母亲撒泼打滚，有易中海“主持公道”，不占白不占。
他也学会了逃避。
遇到事，第一反应不是面对，而是躲到母亲身后，躲到易师傅身后，躲到……后来，躲到秦淮茹身后。
第二个女人：媳妇秦淮茹。
如果说贾张氏把贾东旭养成了懦弱的空心人，那么秦淮茹，则用另一种方式，抽空了他作为丈夫的最后一点尊严。
秦淮茹刚嫁进贾家时，是温顺的。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饭、洗衣、打扫院子，伺候婆婆，伺候丈夫。
贾张氏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
贾东旭下班回来，她打好洗脚水，递上热毛巾。
可这种温顺，底下藏着精明。
秦淮茹很快就摸清了贾家的底细——贾张氏蛮横但愚蠢，贾东旭懦弱没主见，这个家看似贾张氏做主，实则是纸老虎。
她也看清了四合院的人情世故：一大爷易中海伪善但有权，傻柱憨傻但有用，许大茂油滑但消息灵通……
她开始悄无声息地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