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就再说说元朝那崩溃到极致的财政制度。”
“元世祖到成宗时期，蒙古人打仗只会掠夺，不会生产建设，建国初期就面临‘府库已竭’的局面。所以当时朝廷重用耶律楚材，让他治理赋税、整顿财政。”
“可到了武宗至文宗时期，元朝的财政已经病入膏肓，国库常年空竭，入不敷出成了常态。”
“武宗发行‘至大银钞’，试图弥补财政亏空，结果仅两年就宣告失败，反而创下了元代财政赤字的最高纪录。”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除了基础的税粮之外，其他课税比元初增加了约二十倍。但即便如此，朝廷仍‘未尝有一日之蓄’。”
“仁宗时期，国库储备一度只剩十余万锭，而年度支出高达数千万锭——元朝的财政，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
“到了元顺帝时期，朝廷干脆选择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这直接导致整个货币和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民间交易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国家信用和经济秩序荡然无存。”
“所以在这样崩溃的经济环境里，大量地主阶级真的能享受生活吗？”
“元成宗大德七年，元代海运业的奠基者朱清、张瑄，因被诬告‘谋逆’，家产和田产全被朝廷籍没。
元朝为此专门设立江浙财赋总管府，掌管两家被籍没田产的租赋收益，部分田产还被赐给了丞相脱脱。”
“朱清、张瑄原本是元代海运的核心人物，掌控着江南的海运与漕运，子弟亲信数十人获封万户、千户，田宅遍布天下，富贵冠绝东南。
这样的人，难道没投靠朝廷的权势阶级？难道没上贡？可惜没用，有钱没权，本身就是罪过。”
“后来二人被平反，朝廷也只归还了少量田产和金钱。说到底，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杀大户事件。”
“至于元朝的一些著名巨富，史书上也有记载。”
“崔聚，金末丧乱后重振家业，靠诚信经商发家。南宋灭亡后，生意扩展到湘湖之间，家赀巨万。
晚年他把家产分给五个儿子，安享田园之乐，八十岁善终。可自此之后，崔家就再无记载，很大概率是走向了没落。”
“姚仲实，曾任真州三务使，弃官后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七十三岁善终。但他的后代，同样没了记载。”
“韩蒙，江东大姓，擅长经商，拥有良田数万顷，乡邻多靠他接济。
他处事谨慎，靠财富自保，没惹上争产之祸，最终以富饶离世。他的后代，也再也没有出现在史书中。”
“我倒不是说这些家族都灭绝了，而是没有权力的支撑，没落是迟早的事。”
“至于元朝流行的高利贷，盘剥的也不只是底层百姓。”
“蒙古国的史料记载：向回鹘商人借债，当年利息就翻倍，第二年连本带利再翻倍，这种高利贷被称为“羊羔利”。
如此不断利滚利，往往导致借贷者家破人亡，甚至不得不以妻子儿女作为抵押，但最终还是无法还清债务。”
“当时汉地的一些封建军阀，为了应付蒙古国征收的贡赋，不得不向茴茴商人借债。
事后面对如此苛重的利息，根本无力偿还。至于普通百姓，一旦陷入这种借贷关系，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倾家荡产。”
“至元二十八年颁布的《至元新格》明确规定：所有赋税徭役的摊派，先从富强的民户开始，再到贫弱的民户。
如果贫富程度相当，就先征发人丁多的户，再到人丁少的户。要开列所有民户的姓名，从上到下依次登记造册。”
“意思就是，赋税徭役先找有钱的人摊派。当然，执行过程中的效果，我估计大打折扣。
我只是想说，元朝的制度上，并没有特别偏袒有钱阶级，蒙古官僚贵族阶级除外。”
“除了咱们熟知的明朝军户、匠户、盐户之外，元朝的户籍分类细得离谱。
站户、打捕鹰房户、斡脱户、窑冶户、冶户、船户、漆户、胭脂户、养珠户……简直是丧心病狂。”
“元朝的赋税制度也极为复杂，南方和北方的规定完全不同。
至元二十九年，湖广行省的一份文书里有详细记载：湖南道的县尹李琮等二十二人联名报告说，本道管辖的民户，除了要缴纳税粮、酒醋税之外，每户每年还要缴纳‘门摊地亩税’一两二钱。
实际征收时会根据各户的土地数量来分摊，有的大户甚至要缴二十多锭银子，全年总共要收两万多锭，比北方的包银重好几倍。”
“文书里还说，百姓穷得缴不起税，就被官府枷拷鞭打，甚至被迫卖儿卖女，可还是交不齐税款。
最后百姓只能逃亡，聚众为盗。欠缴的税款，官府要么逼官吏垫付，要么让现存的民户代缴。
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