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愣住了。她没想到周致远能一眼看出模型的核心方法——她以为搞经济学研究的不会关注这些。
“你……看得懂？”她问得有些迟疑。
“我最近在做一个相关课题，”周致远说，“关于制度变迁中微小创新的扩散机制。你的模型里，把社区关系网络作为干预效果的传导介质，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
这话说得很学术，但林墨听懂了。她的表情从警惕变为惊讶，又从惊讶变为某种复杂的情绪——像是自己的秘密花园突然被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闯入，而这个访客不但没有践踏花草，反而认出了其中珍稀的品种。
“那个模型……还不成熟。”她最终说，语气软化了些，“很多数据是估算的，社区关系网络的拓扑结构也只是简单模拟。”
“但方向是对的。”周致远身体前倾，这是他在讨论学术问题时的习惯姿势，“你在试图量化那些通常被认为‘不可量化’的东西——邻里信任、社区归属感、自发合作意愿。这很难，但很有价值。”
书房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台灯的光圈拢住两个人，外面的世界沉在黑暗里。
“你为什么……”林墨顿了顿，“对这些感兴趣？”
周致远没有立即回答。他看了眼桌上那些打印资料，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幸福家园小区儿童需求调研（家长代填）》，旁边有手写批注：“3-6岁儿童最需要的不是豪华设施，而是安全、可及、有一定探索性的空间。”
“我记得你以前做政策研究，关注的都是宏观数据，”他说，“GDP增速、产业结构、区域协调……现在怎么转到社区层面了？而且还做得这么……细致。”
这个问题触及了某种边界。林墨沉默了几秒，重新戴上眼镜——那是她需要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宏观政策最终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她说，声音很轻，“而在体制内待久了会发现，最难的往往不是制定政策，而是让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社区就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复杂的一公里。”
她指了指屏幕：“这个模型，其实是想回答一个问题：在资源有限、权限有限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系列微小、低成本的干预，让一个社区慢慢变好？哪怕只是变好一点点。”
周致远看着她。台灯光下，她的眼睛很亮，那种光他见过——在他带的那些真正对研究有热情的学生眼里。
“所以幸福家园的清理行动，是你的第一个‘微小干预’？”他问。
林墨点头：“算是吧。但干预的主体不是我，是居民自己。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然后通过数据模型观察效果，调整策略？”
“理想情况下是这样。”林墨苦笑，“但实际上，基层工作哪有那么理想。居民今天愿意参与，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事不来了。街道的态度随时可能变化。还有……”
她停住了，没往下说。但周致远猜到了——还有体制内的规则，还有她那个“边缘化”的身份限制，还有赵小曼那个正式的、有经费的课题可能带来的压力。
“你的模型里，设置了‘政策波动因子’，”周致远说，“权重是0.15，是所有外部变量里最高的。为什么？”
林墨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惊讶，也有某种被理解的触动：“因为在中国做社区工作，政策环境是最不确定的变量。今天鼓励创新，明天可能就强调规范。今天说放权，明天可能就收权。基层干部最怕的，不是事情难做，而是风向突然变了，之前做的都白费。”
这话说得平静，但周致远听出了其中的沉重。
他想起自己做的研究——制度变迁、政策演化、经济周期，那些都是宏观尺度的分析。他很少想到，这些宏观波动落到具体某个人、某个社区身上时，会是什么样子。
就像气象学家研究气候变迁，很少去想一场具体的暴雨会冲垮哪个村庄。
“我能看看模型的原始数据吗？”周致远问，随即补充，“如果不涉及保密的话。”
林墨犹豫了。她看了眼电脑，又看了眼周致远，最后说：“数据是街道提供的，不涉密，但……也不完全公开。我可以给你看脱敏后的版本。”
“好。”
林墨重新打开电脑，登录，调出一个简化版的模型界面。这次周致远看得更仔细了。
他指着屏幕上的一处参数设置：“这里，‘居民参与意愿衰减系数’，你设定的衰减曲线是指数型的。依据是什么？”
“观察。”林墨调出一份附件，“这是幸福家园过去三年五次社区活动的参与记录。第一次参与率35%，第二次28%，第三次15%……除非有持续的正向激励，否则居民参与意愿会快速衰减。而且衰减速度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