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警宣读起诉书时，他忽然抬头，目光精准穿过人群，落在我身上。

    我没回避。

    他嘴角微扬，极轻地，点了下头。

    像当年在法学院礼堂，他接过我递来的演讲稿时那样。

    起诉书念至一半，辩护席传来一声轻咳。

    林砚站起身。他穿着熨帖的藏青西装，左手腕上，那道旧疤被袖口遮得严严实实。

    “审判长，”他声音清晰，“我申请，传唤第一位证人——苏晚检察官。”

    全场哗然。

    我起身，走向证人席。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声音清脆，像心跳。

    经过被告席时，陈屿低声说：“菊花开了。”

    我脚步未停，只回了一句：“今年的，我亲自种。”

    他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嘲讽，没有悲怆，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

    我站上证人席，双手平放于台面。灯光灼热，照得我额角沁汗。

    审判长问：“苏晚检察官，请陈述你与本案被告陈屿的关系。”

    我直视前方，声音平稳：

    “我是他大学学妹，是他父亲的下属，是他哥哥的办案检察官，是他亲手送进监狱的仇人，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份证据。”

    旁听席一片寂静。

    唯有窗外，春阳正好，透过高窗斜斜切进来，照亮空气中浮游的微尘。

    它们明明灭灭，像无数细小的星。

    我忽然想起陈屿寄来的最后一封邮件，主题栏写着：

    【致苏晚：关于污点、公诉与未完成的言情】

    正文只有一句话：

    “真正的逍遥法外，不是躲过法律，而是让法律，终于认出了你。”

    我站在光里，没说话。

    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每一份卷宗的褶皱里，写在每一滴未落的泪中，写在所有不敢直视却始终未曾移开的目光深处。

    公诉席上，我的手边，放着一只素白瓷杯。

    杯底，一朵手绘的白菊，在釉色里静静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