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毫不犹豫。

    王顺子和另外两个弟兄也选择留下。

    他们被编入新兵连，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训练很苦，但管饱，干部和气，教的都是打鬼子的真本事。

    休息时，有文化教员教识字，讲道理。周末，他们还被组织去帮附近的老乡收庄稼，老乡们端茶送水，亲热得不行。

    更让他们震撼的是，不久后，他们所在的连队，也接到了协助地方开展土改工作的任务。

    刘大柱亲眼看到，工作队员如何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丈量土地，把地契一张张发到那些和他爹娘一样穷苦的农民手里。

    看到那些农民捧着地契，又哭又笑，对着八路军旗磕头。

    那一刻，刘大柱彻底明白了，他选择的路，没有错。这里，才是他们这些穷苦人该待的地方。

    类似刘大柱这样，从河南、河北与华北根据地接壤的国统区“渗透”或干脆成建制逃亡、投奔八路军的国军士兵，在1940年的夏天，并非个例。

    有的是不堪忍受长官压迫和饥寒交迫，像刘大柱一样，小股甚至单个逃亡。

    有的是在与我军接触或遭遇时，经过喊话和政策宣传，主动放下武器。

    甚至出现了整排、整连，在军官带领下，携带武器，越过战线，向八路军投诚的事件。

    他们中，有的是被抓壮丁的农民，有的是对重庆失望的爱国军人，有的是在地方派系斗争中失势的部队。

    而来投奔的原因，也高度一致：听说八路军打鬼子厉害，听说八路军那边老百姓有地种，当兵的不受气。

    土地改革的政策，如同一块最强力的磁石，不仅牢牢吸住了根据地内的亿万农民，更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将周边国统区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农民和底层士兵，不断地吸引过来。

    这些投奔者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兵员，更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他们的现身说法，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地戳穿了重庆方面对八路军的污蔑，也让“耕者有其田”、“官兵平等”等口号，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进一步动摇了国统区，尤其是临近华北地区国军的军心士气。

    对此，重庆方面暴跳如雷，严令各部队加强管控，封锁消息，严厉惩处逃亡者。

    甚至制造了几起屠杀疑似“通G”或逃亡士兵家属的惨案，试图以恐怖手段遏制。

    然而，高压带来的，往往是更激烈的反弹。逃亡并未停止，反而在一些部队中引发了更大的不满和骚动。

    光头和他的将领们惊恐地发现，他们不仅在地盘和军事上输给了八路军，在争夺人心——尤其是最广大农民和士兵的人心上，正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