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陈雪办公室的临时折叠床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两天没回家了，陈雪说我暂时不能回去——“名单曝光，你现在是活靶子。”她说这话时正在整理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头也没抬。
那份从垃圾处理厂带回来的三十七人名单，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在迅速扩散。第一个四十八小时里，名单上的第七人、第十二人和第十九人相继“出事”——第七人在家中突发心脏病死亡，第十二人出国考察途中飞机失事，第十九人则是在一场看似普通的车祸中重伤昏迷。
太过巧合，反而可疑。
“有人在灭口。”陈雪昨晚一边吃泡面一边说，眼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而且动作很快，很专业。”
“张锋那边有进展吗？”我问。
她摇头：“什么都不说。律师到场后，他就一直保持沉默。但他母亲王秀珍提供了些线索——她说张锋三年前开始变得奇怪，经常半夜出门，回家时身上有伤。有一次她看到张锋在书房里烧东西，烧的是照片，照片上的人她没见过。”
“杜天海那边呢？”
“还是老样子，在看守所里装病。”陈雪冷笑，“但他的律师最近很活跃，频繁会见，递交各种申请。我怀疑他在传递消息。”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一个年轻警察探头进来：“陈科，局长叫您去开会。”
陈雪叹了口气，放下手里的文件，起身整理警服。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别乱跑，等我回来。”
门关上后，办公室陷入寂静。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单调的嗒嗒声。我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警局院子里来往的车辆和人员。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我知道，平静的表象下暗流汹涌。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下午三点，中山公园东门长椅。一个人来。关于名单。”
我盯着短信看了几秒，回复：“你是谁？”
没有回应。
我删掉短信，但记下了时间和地点。中山公园离警局不远，步行十五分钟。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半，还有两个半小时。
陈雪去了一个小时还没回来。我坐不住，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步。墙上贴着一张南都市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点——何文斌家、老棉纺厂宿舍、垃圾处理厂，还有最近三个“出事”的人的住址。
这些地点分布在整个城市，没有明显的规律。但当我后退几步，整体看时，突然发现它们连起来像是一个不规则的弧形，弧形的中心是……
我凑近地图，用手指测量距离。弧形的中心点，大致在南都市的老商业区，那里有一栋标志性建筑——天海大厦。
杜天海的公司总部，虽然他现在人在看守所，但大厦还在正常运营。
巧合吗？
我拍下地图的照片，发给陈雪，附言：“发现规律。”
她很快回复：“开会中。别轻举妄动。”
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去中山公园，看看谁要见我。如果是陷阱，我也要看看是什么陷阱。
下午两点四十，我告诉值班的警察我去买烟，走出了警局。雨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街道湿漉漉的，空气中有泥土和落叶的味道。
中山公园是南都市最大的公园，工作日午后没什么人。我沿着小路走到东门，远远就看到那张长椅——深绿色的油漆剥落，露出下面的木头。长椅上坐着一个人，背对着我，穿着灰色的风衣，戴着鸭舌帽。
我放慢脚步，手伸进外套口袋，握住了那把微型手枪。虽然我知道在公园里掏枪很危险，但安全第一。
走到长椅边，我坐下，和那个人保持一个座位的距离。
“你来了。”是个女人的声音，有点耳熟。
她转过头，摘下帽子。
我愣住了。
是红姐。
李红，夜未央酒吧的老板娘，三个月前被捕，现在应该在看守所里。
“很惊讶？”她笑了笑，那笑容还是那么妩媚，但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疲惫，或者说，沧桑。
“你怎么出来的？”我问。
“取保候审。”红姐重新戴上帽子，压低帽檐，“我的案子还在调查，但有些‘朋友’帮了忙。”
“什么朋友？”
“这不重要。”红姐看着前方的湖面，“重要的是，我知道名单的事。”
“所以？”
“所以我想做个交易。”她转过头，看着我，“我给你名单上几个人的具体罪证，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让我见苏晚晴一面。”
我的心提了起来。小姨在保密单位，行踪是机密，红姐怎么知道她能帮我安排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