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里夹着一张照片：吴老师坐在轮椅上，被孩子们围着，所有人都笑得灿烂。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谢谢您让我们被看见。”
信件一封封整理，纸箱渐渐满起来。这些信件是有温度的，即使在空调房里，他也能感觉到它们散发出的微弱热量。那是人的温度，是感激、是信任、是倾诉的欲望。作为记者，他是一座桥，连接着个体的苦痛与公共的视野。这些信件证明，桥的那一头，确实有人走过来了。
桌角摆着全家福，五十岁生日时拍的。妻子素琴，头发还未全白，笑得温柔；儿子叶舟，那时刚结婚，西装笔挺；儿媳腼腆地笑着；还有刚满月的孙女笑笑，被素琴抱在怀里，一团粉嫩的肉。照片上的他自己，眼角已有深刻的皱纹，但眼神明亮，对未来仍有期待。
五年过去了。素琴的头发白了大半，叶舟当了父亲后稳重了许多，儿媳生了二胎，笑笑已经会上幼儿园、会画画、会搂着他的脖子说“爷爷我最爱你”。时间是一只贪婪的兽，吞食着青春，留下骨骼般坚硬的回忆。
最后，他拿起那支用了十五年的黑色钢笔。笔身已经被磨得光滑，镀层脱落处露出底下的铜色，像伤口结的痂。这支笔写过无数稿件：揭露黑暗的、颂扬光明的、记录平凡的、追问真相的。笔尖劈过叉，他用镊子小心修好；吸墨器老化，他换了新的；笔帽裂过缝，他用胶带缠好继续用。
此刻，钢笔静静地躺在掌心，他能感觉到它的“记忆”。那些被它书写过的文字，那些在深夜流淌的思绪，那些愤怒的颤抖和同情的叹息，都储存在这支笔的金属和塑料里。如果笔会说话，它会讲出多少故事？
他拧开笔身，看见墨囊里还有小半管蓝色墨水。二十三年来，他喝掉的墨水能装满一个浴缸吗？那些墨水变成文字，印在报纸上，被无数人阅读，然后报纸被用来包油条、垫桌脚、卖给收废品的，最终化为纸浆，轮回转世。文字不死，它们只是变换形态。
他将钢笔郑重地放进装采访本的箱子。当笔触碰到那些旧笔记本时，他几乎听见了一声叹息——不知是笔在叹，还是本子在叹。
整理完毕，两个纸箱：一个装满了“历史”（采访本、奖牌），一个装满了“情谊”（信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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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不算多，却是他二十三年记者生涯的全部家当。
他站起身，环顾办公室。绿色的台灯灯罩上积着灰，他曾在这盏灯下熬过无数个夜晚；红色的老式电话，听筒被无数只手磨得发亮，曾传来好消息、坏消息、威胁、感谢；墙上斑驳的内海市地图，他用图钉标记过采访地点，整张地图渐渐被图钉覆盖，像出过天花的皮肤。
窗外，城市已经亮起灯火。二十三年前，他第一次在这扇窗前看夜景时，远处还没有那么多高楼，灯光稀疏如散落的珍珠。如今，灯火连成一片光的海洋，淹没了一切黑暗的角落。这城市在生长，像某种活物，而他曾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