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灭蜡烛时，他许了一个愿：希望自己写过的那些故事，能像这些烛烟一样，升到某个地方，被储存起来。
欢送会结束，同事们陆续离开，留下他一个人整理物品。办公室突然空旷起来，但那些刚刚离去的人的气息还悬在半空，与灰尘共舞。黄昏的最后一道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光柱中无数尘埃旋转，像微型星系。
他的办公桌用了二十三年。木头是实木的，被岁月盘出了包浆，有些地方被胳膊磨得凹陷下去，正好契合他小臂的弧度。这桌子记得他的体温，记得他伏案写作时的每一次叹息、每一次兴奋的轻敲、每一次愤怒的捶打。
他开始整理抽屉。
第一个抽屉里是采访本。一本挨着一本，按年份排列，从1992年到2015年，二十多本。他抽出一本——1993年的，黑色硬皮，边角已经磨损。翻开，密密麻麻的字迹像蚂蚁军团，爬满每一页。
1993年4月12日，晴。采访城西棚户区拆迁户。李桂花，62岁，丈夫早逝，独子工伤瘫痪。拆迁补偿不够买新房，她说：“我就死在这里，让他们把我埋在这块砖下。”
他记得李桂花。干瘦的老太太，眼睛却亮得吓人。报道发表后，区里重新评估，提高了补偿。李桂花搬走前，托人给他带来一双纳好的鞋垫——粗布，针脚密实，绣着简单的花纹。他没舍得用，收了起来，后来不知所踪。但此刻，当他抚摸着采访本上那些字，鞋垫的触感突然从指尖传来：粗粝、温暖，带着老人手上的茧。
继续翻。
1997年6月30日，那一夜他写了五千字的特稿，写完时天已微亮。走出报社，晨光中的城市安静得像刚经历完一场分娩。他在早点摊喝了碗豆浆，卖豆浆的妇人哼着歌，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一刻，他前所未有地爱这座城市，爱它的肮脏与辉煌，爱它的眼泪与笑容。
采访本一本本翻开，字迹从青涩到成熟，从工整到潦草。有些页面有水渍——是雨水，还是泪水？他分不清。有些页边有茶渍，有烟灰烫出的小洞。这些本子记录着城市的夜晚、百姓的呼声、突发的事件、远方的见闻。它们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无数个瞬间。
最厚的一本是2008年的。那一年有大悲大喜：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他在汶川待了二十八天，笔记本里夹着地震废墟的照片、失去亲人的灾民写下的字条、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有一页上，他用红笔写着：“5月19日，全国哀悼日。下午2点28分，鸣笛声响起时，整个灾区的哭声像大地在呜咽。”
那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贴着奥运火炬在内海传递的照片。照片背面，他写了一行小字：“从废墟到火炬，这个民族在哭泣后依然能奔跑。”
他把采访本整齐地码进一个纸箱。纸箱很快满了，那些本子的重量超出了物理范畴——它们承载着二十三年的记忆，比铅还重。
第二个抽屉里是获奖证书和奖牌。他粗略数了数，一百五十多个。最早的市好新闻奖，证书纸张已经发黄，印章的颜色褪成了淡红。最近的是2014年新闻奖的奖牌，铜质，沉甸甸的。
他抚摸着那些烫金的字，突然笑起来。2001年，他因为揭露医疗黑幕的系列报道获得第一个国家级奖项。颁奖典礼在北京，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站在领奖台上手足无措。回程的火车上，他把奖牌放在小桌板上，看了整整一路。邻座的小孩问：“这是金牌吗？”他说：“不，这是责任。”
如今这些奖牌安静地躺在抽屉里，像冬眠的动物。他把它们放进另一个纸箱，动作很轻，生怕惊醒什么。
第三个抽屉里是读者来信。他保留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用橡皮筋捆成几扎。最上面的一封，信封已经泛黄，邮戳模糊，但还能辨认出“甘肃”二字。
是郭熠轩的信。那个1996年因工受伤、求助无门的打工青年。叶葆启的报道让他拿到了赔偿，他送来锦旗，上面绣着“爱国主正义，为民解忧愁”。几年后，郭熠轩寄来这封信，报告近况：开了个小五金店，娶了媳妇，生了个儿子，取名“念恩”。信的最后写道：“叶记者，您是我命里的贵人。我常跟儿子说，长大后要像您一样，帮需要帮助的人。”
叶葆启记得郭熠轩送锦旗那天的情景：年轻人羞涩地笑着，锦旗卷得不太整齐，露出一角红色。那面锦旗后来一直挂在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如今已经褪色，红色变成了粉红，金字也不再耀眼。他小心地从墙上取下，锦旗的布料脆弱得几乎一碰就要碎掉。他仔细叠好，放进装信件的纸箱。
下一封信来自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