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学的是金融，毕业于一所被玻璃幕墙包裹的大学，成绩单干净得像新印的钞票。毕业前夕，他同时攥住了两条路：一条通往上海陆家嘴某外资银行的旋转门，门后是恒温的空调、意大利咖啡机的嘶鸣和起薪数字后头令人眩晕的零；另一条，则伸向内海市老城区那座墙皮斑驳的五层小楼——《内海都市报》社，职位是财经记者。
选择像一把生锈的钥匙，卡在他年轻的锁芯里，转不动，也拔不出。
晚饭是在阳台上吃的。素琴炒了蛤蜊，蒸了扇贝，海货的鲜气混着晚风，却吹不散桌上的沉默。叶舟扒拉着饭粒，终于把问题抛了出来，声音轻得像怕惊动瓷碗边沿趴着的苍蝇：“爸，妈，我该往哪边走？”
素琴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指节泛白。她望向丈夫，目光里是海边的女人常见的担忧与柔韧交织的神色。她当然渴望儿子踏进那光鲜亮丽的玻璃宫殿，生活安稳得像熨烫过的衬衫。可她也记得，儿子大学四年，那些深夜从校报编辑部回来时，眼睛里燃着的那种火，那不是算计数字的火，而是另一种，更野性、更不安分的光。
叶葆启没有立刻回答。他放下筷子，那筷子是竹的，用了许多年，头尾都磨得泛出温润的暗红。他点起一支烟，烟雾在夕阳的余晖里拉出长长的、蓝色的影子。他看着儿子，像在看一片尚未被潮水完全塑造的沙滩。“小舟，”他开口，声音带着长年累月吸烟和熬夜的沙哑，“你自个儿心里，哪头沉？为个啥？”
叶舟抬起头。他的脸膛还留着少年的轮廓，但眼神已经尝试着往深处挖了。他想了很久，久到一只海鸟从阳台外掠过，投下倏忽的影子。“去外头的那条路，亮，也平，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风景，能摸到别人摸不着的数字。可是……”他停顿，喉结上下滑动，仿佛在吞咽某种无形的硬块，“我总觉得，那里头是空的。像一座修得齐齐整整的墓园，规整，安静，但没有活气。少了……少了像咱家楼下菜市场那种乱哄哄的活气，少了像你那些采访本里，人哭人笑、人骂人求的那种……热乎气。”
他眼神飘向屋里。客厅靠墙是父亲那排顶天立地的枣木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挤着的不是精装书，而是一摞摞颜色不一、厚薄各异的笔记本。牛皮纸的封面被摩挲得起了毛边，有些用麻绳捆着，有些夹着褪色的纸条。那是叶葆启二十多年记者生涯的“坟冢”，里面埋着无数人的悲欢、时代的尘屑和一座城市的呼吸。
“我记得小时候，”叶舟的声音低了下去，仿佛在回忆一个遥远的梦境，“你总很晚回来，身上有时是印刷厂的油墨味，有时是拆迁工地的尘土味，有时……是医院消毒水的味道。你累得瘫在沙发上，话都不想说。可要是哪天，你帮哪个没了土地的农民要到了补偿，或者逼着哪个衙门把堵了三年的下水道给通了，你眼睛里的光就能把整个屋子点亮。还有那些本子，我小时候偷着翻过，看不懂多少字，但里面贴的车票、画的路线图、按的红手印……还有，还有你记的，‘王老三说着说着哭了，眼泪掉进缺了口的茶碗里’，‘李寡妇家的屋顶漏雨，盆接水的嘀嗒声像钟摆’……爸，我觉得那些东西，比任何报表上的曲线和数字，都更像真的‘活着’。它们……有体温。”
叶葆启静静地听着，烟灰积了长长一截，忘了弹。儿子的话像一把生锈却锋利的犁头，突然翻开了他内心一块板结已久的土地。他从未奢望儿子继承这份“捉笔如捉刀”的行当，甚至私下里，他盼着儿子能远离这条布满暗礁与风浪的航道，驶向平静的港湾。可儿子此刻的眼神和话语，让他看见了一种近乎宿命的吸引——那并非对父辈荣光的简单追慕，而是一种对“真实”近乎贪婪的渴求，一种渴望将自身血脉融入更宏大叙事洪流的冲动。
“记者这碗饭，小舟，”叶葆启终于弹掉烟灰，声音沉得像夜幕降临前的海，“不是你想的那么风光。它里头爬满了虱子。”他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平实语气描述着：“是通宵熬出来的黑眼圈，是跑断腿也追不到一个确切回音的憋屈，是写了洋洋万言最后被红笔一抹只剩个标题的窝囊，是面对受害者家属眼泪时自己无能为力的羞愧，是得罪了人半夜接到匿名电话那头只有冷笑的寒意。收入？饿不死，也撑不着。稳定？今天不知道明天派你去哪，是矿井底下还是洪水里头。你说的那些‘发光’的时候，有，像萤火虫，亮一下，更多时候是在漫漫长夜里摸索，一身泥泞，满脸灰土。”
“这些，我晓得。”叶舟点点头，目光没有躲闪，“我看过你非典时候的照片，穿着那身白衣服，像裹在塑料布里，只露一双眼睛。妈跟我说过，你去西边，在罗布泊边上，车子陷进沙子里，靠喝自己的尿撑了两天。我也听过你打电话跟人拍桌子，气得手抖。我知道它难，它苦，它险。”他顿了顿，年轻的胸膛起伏着，像鼓满风的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