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当他完全包裹好后，世界变了模样。呼吸声在自己耳中放大，像拉风箱一样沉重。护目镜上的水汽让视野变得朦胧，所有东西的边缘都柔和了，模糊了，仿佛置身水底。他试着走了几步，防护服哗啦作响，像穿着纸做的铠甲。
摄影记者小孙比他年轻二十岁，此刻却像个笨拙的孩子，手脚都不知如何摆放。他们互相检查，在后背上用记号笔写下名字和单位。叶葆启感觉到笔尖透过防护服，在背上划过的触感，不疼，但异常清晰。
“叶老师，您背上有字了。”小孙说。
“写的什么？”
“《内海都市报》，叶葆启。”
叶葆启点点头。名字被写在外面，人却在里面，这是一种奇怪的错位。他突然想，如果自己倒在这里，人们会通过背上的字认出他，而不是通过他的脸。名字成了人最后的标识，面容反而退居其次。
穿过最后一道门时，他们进入了真正的“红区”。其实这里并没有红色，一切都是白的：白色的墙，白色的地板，白色的灯光，白色的人影。但“红”在意识里，在想象中，在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威胁里。
走廊长得没有尽头，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门，门上小小的玻璃窗像一只只眼睛，冷漠地注视着外面。消毒水的味道浓烈得刺鼻，但奇怪的是，叶葆启很快就闻不到了——不是味道消失，而是他的嗅觉已经麻木，像被这气味腌渍透了。
一个白色的人影向他们走来，步伐有些蹒跚。走近了，才看见防护服胸前写着“病区主任李”。
“采访时间三十分钟，”声音隔着层层屏障传来，闷闷的，“不要触碰任何东西，保持距离，不要进入病房。”
叶葆启点点头，虽然他知道对方可能看不清这个动作。
他们被带到一个相对宽敞的区域，大概是护士站。几个白色人影在忙碌，动作熟练而迅速，像经过无数次排练的舞蹈。但细看之下，能发现那些动作中的疲惫：一次弯腰后的停顿，一次转身时的迟缓，一次抬手时轻微的颤抖。
李主任开始介绍情况，数字，流程，措施。叶葆启认真记录，但他知道，这些冰冷的数字不是最重要的。他的眼睛在搜寻别的东西。
他看见一个护士的防护服背上画着一朵小花，简单的线条，却画得很用心。另一个护士背上写着一行小字：“妈妈很快就回家。”字迹有些歪斜，可能是自己反手写的。
“那些字......”叶葆启开口，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变了，像从坛子里发出来的。
“名字是必须的，不然认不出谁是谁。”李主任说，“那些话......是给自己看的。有时候看着前面同事背上的字，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一个小个子护士推着治疗车经过，车上堆满了药品和器械。她的防护服明显不合身，袖子和裤腿都挽了好几道。经过他们时，她微微侧头，护目镜后的眼睛飞快地扫了他们一眼，又迅速转回去。那双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但也有一种锐利的光，像刀锋在暗处一闪。
叶葆启请求拍摄。小孙小心翼翼地举起相机，快门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响亮。那些白色人影似乎都顿了一下，但没有人停下来，工作继续着，像一条不会断流的河。
采访快结束时，一个护士长被叫来。她的防护服上写着“护士长张”，但“张”字后面似乎还有一笔没写完，像是一个“俪”字的起笔。
“我叫张俪。”她说，声音很平静，但叶葆启听出了一丝颤抖，像琴弦即将断裂前的震颤。
她讲述病房里的日常，那些琐碎的、重复的、却又生死攸关的工作。讲到一位老人时，她停顿了很久，久到叶葆启以为通讯中断了。
“他拉着我的手，说想看看太阳。”张俪终于继续说，“但窗户是封死的。我就告诉他，等好了，就能出去看个够。”
“他好了吗？”叶葆启问。
“昨天走了。”
沉默再次降临。走廊尽头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一声，两声，然后停止了。
张俪忽然向前走了一小步，这个动作在严格的规程里是不允许的。叶葆启本能地想后退，但脚像钉在了地上。
“叶记者，”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耳语，“我能托您一件事吗？”
“您说。”
“如果我回不去......如果......”她停下来，深呼吸——隔着口罩和防护服，这个动作看起来像一次全身的痉挛，“请在报纸上告诉我女儿，妈妈爱她。就说......妈妈是护士，必须在这里。”
叶葆启感觉自己的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他想说些安慰的话，想承诺她一定会平安，但所有的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无力。他想起自己离家时素琴熬的糯米粥，想起碗底那颗开了花的红枣。
“您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他最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