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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圆的硬币、干枯的植物标本。最底下是一沓车票和通行证，时间跨度从一九九四到今年，二十八张，有些已经脆得一碰就碎。
“每回出来，我都想：够了，下次不来了。可在家待不过三个月，耳朵里的驼铃声就变成催促，梦里全是雅丹的影子。”他苦笑，皱纹堆叠如干涸的河床，“我老婆说，我被这地方下了蛊。可能真是。”
但真正让他坚持的，是那些“出去”的人。
“有个搞摄影的日本人，跟我进来时得了严重的沙漠恐惧症，夜里要绑着手才敢睡。出去后，他办了影展，名字叫《荒芜中的神性》，得了大奖。给我寄请柬，附了张纸条：‘吴桑，我终于看懂了您说的镜子。’”
“还有那对来散心的夫妻，进来时在闹离婚，一路吵。在‘三垄沙’那夜，他们的车坏了，两人在沙丘上坐了整宿。出来时手拉着手，后来寄了喜糖，生的儿子取名叫‘沙舟’。”
他说这些时，眼睛里有细碎的光在流动，像月下的波光。
“我没什么文化，初中毕业。但我觉得，我干的这活儿，有点像……摆渡。把活人从外面渡到里面，再渡出来。进去时一个样，出来时变了，魂被这砂海洗过一道，轻了，或者重了，总之不一样了。”
他忽然直视叶葆启：“叶记者，你进来这几天，变了吗？”
叶葆启愣住。他想起看见野骆驼时那种心脏被攥紧的感觉，想起在古遗址抚摸陶片时指尖传来的远古震颤，想起昨夜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株骆驼刺，根系扎进地心。
“变了。”他诚实地说。
“那就值了。”吴文港笑了，第一次笑得露出牙齿——牙被茯茶染成深褐色，像陈年的枣木。
采访接近尾声时，吴文港说了段让叶葆启脊椎发凉的话。
“我知道自己会死在这里。不是预感，是知道。像我父亲，像我见过的很多老向导。这地方会挑选它的守墓人，选上了，你就走不脱了。”
他平静得像在说明天的天气：“我给自己选好了地方。在‘白龙堆’西边，有片雅丹长得像卧佛，脚下有块平坦的盐板。我在那儿存了东西：一桶柴油，够烧三天三夜；一把铁锹；还有封信，写给我儿子的。”
信的内容他倒背如流：“要是哪天我进去了没出来，别大规模找。等我三个月，让沙子把我安顿好了，再来收骨头。收的时候带瓶酒，浇在盐板上，算是请这片土地喝一杯，谢谢它容我这些年。骨头烧了，撒在‘骆驼泉’——那儿是野骆驼喝水的地方，我做了记号。”
他盯着叶葆启：“这些话，你可以写。不是矫情，是说给那些还想进来的人听：罗布泊收人，是有规矩的。你尊重它的规矩，它给你一条生路；你不尊重，它连你的名字都吃掉。”
叶葆启离开帐篷时，东方已泛出鱼肚白。风完全停了，砂海静得像冻住的海洋。他走到半路，身后忽然传来歌声。
是吴文港在用蒙语唱长调。没有歌词，只有蜿蜒的旋律，时而高亢如鹰唳，时而低沉如地鸣。那声音在空旷处散开，竟激起了回音——不是山壁的回音，是大地本身的应和：盐壳在脚下微微震颤，发出细碎的、水晶碰撞般的声响。
叶葆启站住，忽然泪流满面。不是悲伤，是某种更庞大的东西冲刷过他，像第一次看见海的内陆孩子。他明白了，那二十八次穿越不是数字，是二十八层蜕下的皮，是二十八次死亡与重生。吴文港早已不是凡人，他是罗布泊长出的人形根须，是砂海浸泡出的活化石。
三个月后，《砂海摆渡人：吴文港的二十八度黄泉路》刊发在《内海都市报》特稿版，整版。摄影记者配的照片抓得极准：吴文广站在他的越野车引擎盖上，背景是吞噬一切的雅丹群。他左手搭在眉骨处眺望远方，右手垂着，指间夹着一根未点燃的烟。风撕扯着他的旧军装，衣摆扬起的瞬间，露出腰间挂着的驼骨匕首和那个磨得发亮的铜铃铛。
文章结尾，叶葆启这样写：“在这片连时间都会被风化的土地上，吴文港用二十八道车辙，镌刻了一部活着的《罗布泊志》。他不是征服者，是译者，把大地的密语翻译成人类能懂的路标。当我们这些外来者还在争论罗布泊是地狱还是天堂时，他早已成为它的一部分——既是它的囚徒，也是它的祭司。”
报道引起的反响超出预期。有导演想拍纪录片，有作家想合作出书，有基金会联系要资助野骆驼保护。吴文港一概婉拒，只接了个高校的邀请，去给地质系学生讲了一堂课。回来后给叶葆启打电话：“那些娃娃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我小时候在戈壁夜里看见的狼眼睛。”
两年后的秋天，叶葆启接到陌生电话，是吴文港的女儿吴其其格，蒙语里的“花朵”。女孩声音清脆：“叶叔叔，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