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港站起来，他的眼睛红了，但不是因为悲伤，而是愤怒。“这不是第一次，”他说，“去年我们发现了三具尸体。保护站的人手不足，巡逻范围太大。盗猎者知道在哪里设伏，知道骆驼的迁徙路线。”
那天晚上，采访队的气氛完全不同了。白天的震撼和感动，此刻被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取代。叶葆启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见到了美的反面。如果说昨日那五十二峰野骆驼是生命的赞歌，那么今日这具白骨就是死亡的告示。在罗布泊，美与残酷只有一日之隔。盗猎者的子弹可以轻易击碎我们眼中的奇迹，让活生生的传奇变成一堆枯骨。记者之笔不仅是记录美的工具，更应该是抵抗野蛮的武器。”
第二天，他们改变计划，提前前往最近的自然保护站。
保护站设在阿尔金山北麓的一个绿洲边缘，只有三间平房和一个雨水收集窖。站长姓李，是个晒得黝黑的中年人，见到吴文港就用力拥抱。
“老吴！你又带人进来了？”
“李站，有紧急情况。”吴文港简要说明了盗猎事件。
李站长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带他们去看监控室——如果那能叫监控室的话。墙上贴着一张手绘的罗布泊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记着野骆驼的观测点。一台老式无线电设备，几架野外摄像机，这就是全部家当。
“我们有五个巡逻队员，要负责四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李站长苦笑，“每人一辆摩托车，每月配给八十升汽油。盗猎者开的是改装越野车，卫星电话，有时候还有无人机侦察。我们是在用长矛对抗火炮。”
叶葆启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点，每个点都代表一次目击记录，一个生命的证据。而在一些区域，贴着黑色的小骷髅标记——盗猎现场。
“这是去年的记录，”李站长指着一片区域，“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四具尸体。这是今年春天的，两具。盗猎有季节性，通常春秋两季，那是骆驼迁徙的时候。”
“为什么不申请更多支持？”江明问。
“申请了，年年申请。”李站长摊手，“但保护野骆驼不像保护大熊猫那样吸引眼球。罗布泊太远，太苦，没有明星来代言，没有短视频能火爆。我们每年的经费刚够发工资和买汽油。”
吴文港突然说：“李站，把最近三年的盗猎点标记给我看看。”
李站长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十几个点。吴文港凝视良久，然后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翻到某一页，上面是手绘的骆驼迁徙路线图。
“看，”他用手指连接那些红圈，“盗猎点都集中在三个区域——孔雀河古河道、库姆塔格沙垄北缘、还有阿尔金山泉水带。这不是随机作案，他们知道骆驼必经之路。”
“而且时间，”李站长补充，“都是新月前后。没有月光，便于隐蔽行动。”
“内鬼。”吴文港吐出两个字。
房间里安静下来。远处传来风声，吹得铁皮屋顶嗡嗡作响。
“你是说，保护系统内部有人......”江明没有说完。
“不一定是我们的人，”吴文港说，“可能是牧民，是矿工，是任何了解骆驼习性又急需用钱的人。盗猎者付钱买信息，一条可靠的情报值几千块。”
叶葆启感到一阵寒意。他想起了那五十二峰骆驼，想起了那头耳朵有缺口的头驼。它们信任这片土地，遵循着祖先传下的路线，却不知道有人类正用这些知识来设下死亡陷阱。
那天下午，采访队决定在保护站多留一天，帮助整理资料，制定报道方案。叶葆启主动请缨，要写一篇深度报道，不仅讲野骆驼的美丽，更要讲它们面临的威胁。
“要写得让人心痛，”江明说，“心痛到读者坐不住，要捐款，要写信，要做点什么。”
夜晚，叶葆启坐在保护站院子里写作。桌上点着汽灯，飞蛾围绕着光焰飞舞，在笔记本上投下晃动的影子。他写道：
“在罗布泊的星空下，我听过沙丘唱歌，看过五十二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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