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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里纸张的霉味，还有儿子篮球鞋的淡淡臭味。
叶葆启站在门口，突然不敢进去。
“怎么了？”素琴问。
“我身上……有太多的风。”他说了句自己也不完全懂的话。
但素琴懂了。她轻轻推他：“让风进来吧。这个家，也需要吹吹风。”
洗澡时，热水冲刷身体，脚下的水变成了浑黄色——那是黄河的水，是黄土高原的土，是戈壁的沙。它们从他身上剥离，流进下水道，但他知道，有些东西是冲不走的：沙漠晒进皮肤的黝黑，高原刻进眼角的细纹，还有那些故事——它们已经钻进了骨髓，会在往后的岁月里，慢慢生长出来。
躺在床上，他以为自己会立刻睡着。但眼睛一闭，西部的星空就铺满了脑海。那些在内海永远看不到的、密密麻麻的、低垂到头顶的星星，又开始闪烁。他听见了马蹄声，听见了驼铃，听见了藏传佛教寺庙的钟声，听见了维吾尔族老人弹唱的木卡姆……
“睡不着？”素琴轻声问。
“嗯。太吵了。”
“家里很安静啊。”
“是我脑子里吵。”
素琴转过身，在黑暗中抚摸他的脸。她的手指划过他的额头、鼻梁、嘴唇，像盲人阅读盲文。“你变了。”她说，“不只是黑了瘦了。是这里，”手指停在太阳穴，“和这里，”手掌按在他心口，“都装了新的东西。”
他握住她的手：“装得太满，要溢出来了。”
“那就写出来。”素琴说，“你不是带了整个西部回来吗？一点点还给他们，也还给我。”
一周后，“行走在苍茫西部”刊发。
那天清晨，叶葆起得很早。他走到幸福胡同口的报亭，看见老板正卸下捆扎的报纸。特刊的封面是他选的照片：祁连山下的油菜花海，一个藏族女孩回头微笑，她的眼睛里有整个高原的天空。
老板看见他，咧嘴笑：“叶记者！你这期要火！预订电话昨晚就打爆了！”
果然，不到两小时，第一批报纸售罄。加印，再售罄。报社的热线电话响个不停，有读者问：“青海那个治沙老人的地址能告诉我吗？我想寄点钱。”有学校问：“能请记者来我们学校讲座吗？”有作家打电话来：“你们写塔里木河的那篇，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的《长河》……”
总编辑在办公室里踱步，像喝醉了酒：“成了！葆启，你们成了！总社社长亲自打电话表扬，说这是‘新时代的西行漫记’！”
但叶葆启最在意的不是这些。他在意的是那个下午，他在菜市场看见的一幕：一个卖菜的大妈，一边择豆角一边看报纸，看着看着，眼泪掉了下来。她指着报纸上的照片——那张宁夏西海固母子三人共用一本课本的照片——对旁边人说：“我小时候也这样……我弟妹三人，就一本算术书……”
那一刻，叶葆启知道，他们真的把西部带回来了。不是作为猎奇的风景，不是作为遥远的故事，而是作为一块活的、会疼的、会呼吸的中国血肉，接驳进了这座沿海城市的身体里。
报道结集成书的那天，出版社搞了个小仪式。叶葆启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辽阔中坚守、在荒凉中绽放的生命。”
摄影记者在旁边看着，突然说：“葆启，你还记得黄帝陵那棵柏树吗？”
“记得。”
“我后来做了一个梦。”摄影记者声音很低，“梦见那棵树对我说：‘你们带走的，不是故事，是我的根须。现在，它们要在东边发芽了。’”
总结表彰大会在大礼堂举行。镁光灯闪烁，掌声如潮。采访组被授予集体一等功，每人胸前都挂上了沉甸甸的奖章。
轮到叶葆启发言。他走上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突然，一阵眩晕袭来——不是低血糖，是时空错位的晕眩。
他看见了——
不是幻觉，至少不全是。他看见台下坐着的不只是内海的同事领导，还有那些他采访过的人：青海的老牧人扎西，脸上高原红像两团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