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延安第三日，他的眼睛仍有些不适应。不是光线，是那种晕眩——时间在这里失了轮廓，像一匹洗旧了的土布，八十年的经纬纠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经，哪是纬。宝塔山的剪影在黄昏里蹲坐着，像一头反刍岁月的老牛。延河的水波光粼粼，让他想起小时候祖母铜盆里晃动的灯影。
在陈列馆，他看见一支钢笔。笔帽上有细密的齿痕，像是被什么反复啃咬过。讲解员的声音忽远忽近，他只盯着那齿痕看，仿佛能听见深夜窑洞里，笔尖划过麻纸的沙沙声，混着远处山峁上野狼的嗥叫。他在笔记本上写：“器物是会呼吸的。这钢笔里，憋着一口未吐尽的气。”
转身时，眼角的余光扫到玻璃上一个人影。灰布衫，模糊的脸。他猛回头，只有几个游客举着相机，闪光灯白得刺眼。可那一瞬，他分明闻见了旧棉布在阴雨天返潮的气味，混着旱烟叶子和劣质墨汁的味道。
“瞅见啥了？”同行的老陈问他。
“风，”叶葆启说，“穿堂风。”
但他知道不是。在青海那些废弃的厂房里，他也听过类似的声音——不是人声，是算盘珠子在黑暗里自己跳动，噼里啪啦，像一场无人观看的雨。
枣园的清晨是被鸟喙啄开的。信天游的调子断断续续，从这道梁飘到那道峁，碎成一片片，落在带露水的草叶上。叶葆启踩着湿漉漉的小径走，老枣树的影子在地上爬，树干拧得像受苦人的脊梁。他伸手摸那些皴裂的树皮，想象许多年前，也许有个娃娃用小刀在上面刻过字。刻的啥？一个“活”字，或是一个“走”字，早被树皮吞进了肚里。
窑洞比想象得更低矮，进门得弯下腰，像给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鞠躬。里头阴凉，一股子土腥气混着霉纸味儿。木板床硬得硌人，煤油灯的玻璃罩熏得昏黄。他没敢碰那灯，只在半尺外虚虚地描摹它的轮廓——仿佛那簇火苗还在，只是睡着了。
“在这儿，写下了不少文章哩。”脸颊红扑扑的姑娘说。
叶葆启忽然想，那些字不是写出来的，是从黄土里长出来的。就像崖畔上的山丹丹，根扎在最贫瘠的土里，开出的花却红得骇人。
他在本子上画了个窑洞，在旁边注：“地方越小，心思越能漫山遍野地长。这是个怪理儿，可在这儿，是真的。”
人都走了，他还留在最后。穿堂风溜进来，灯影在土墙上晃了晃，像在摇头，又像点头。他低声问：“那时候，心里头空不空？”
只有风擦过门楣的呜咽。
去访安塞的老刘，车在黄土褶子里打转。那些沟壑纵横，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又像干涸的河床，等着哪场暴雨来唤醒记忆。叶葆启想起父亲的手——也是这般干裂，掌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和铁锈。父亲修了一辈子铁路，临了握着他的手说：“笔杆子要替哑巴说话。”那时他不明白，现在看着车窗外一坡一坡的绿，忽然有些懂了。
老刘家在沟掌上。三孔新窑，白灰墙晃眼。院子里的苹果树刚坐果，青疙瘩藏在叶子里，羞答答的。老刘盘腿坐在炕上，烟锅子敲得炕沿咚咚响，像在敲一面看不见的鼓。
“早些年啊，”他吐出一口烟，“这山秃得，夜里狼嚎声能扎透被窝。下一场雨，黄泥汤子能把门槛埋了。老话说得好：种一坡，收一车，打一斗，煮一锅。”
老刘说话时手臂挥舞，叶葆启看见他右手缺了根小指。
“修地时让石头啃的，”老刘举起手，像展示一枚勋章，“不碍事。那指头埋在东边坡上了，现如今，那儿长出一片沙棘，秋后红艳艳的，好看得很。”
这话让叶葆启心里一揪。他挪了挪录音笔：“退耕还林后，最显眼的变化是啥？”
“鸟多了，”老刘眼角的皱纹堆起来，“各种各样，名儿都叫不全。天不亮就吵吵，比公鸡还准时辰。”又补一句，“沟底也有了水，清凌凌的。我孙子能在里头摸泥鳅——我小时候，那沟旱得张嘴等雨哩。”
老刘媳妇端来蒸枣，枣肉软糯，甜得黏喉咙。叶葆启嚼着，忽然想起陈列馆里那些粗瓷碗——盛过野菜，盛过小米，盛过比粮食更金贵的念想。
老刘忽然起身：“我给同志唱一段。”
他没有伴奏，张口就唱。那声音是从胸腔里炸出来的，带着黄土的腥气，震得窑顶扑簌簌落土。老刘跺着脚，身子摇晃，窗外的山峦也跟着微微发颤。唱到最高处，他眼里有了水光——不是泪，是更深的东西，像地底下渗出来的盐碱水，咸的，涩的，又有点回甘。
那天夜里，叶葆启做了个清晰的梦。
他在无尽的窑洞长廊里走，每个窑洞都亮着灯。有的窑里，油印滚子吱呀呀地转；有的窑里，几个年轻人在争吵，影子投在弧壁上，大得吓人；有的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