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指着前方说：“进了青海，天地就不一样了。”
确实不一样。山体的颜色从赤褐转为青灰，云层低垂得几乎要擦着越野车的顶架。叶葆启摇下车窗，闻到一股混合着牦牛粪、酥油和某种金属锈蚀气味的复杂气息。这气息让他想起童年时祖母的铁皮盒子，打开时总涌出说不清年代的味道。
青海在他们面前缓缓展开，不是画卷式的展开，而是像一本厚重的、书页粘连的典籍，需要用力才能翻开。他们计划探访的第一个地方，既非碧波万顷的青海湖，也非金顶辉煌的塔尔寺，而是一个在地图上曾消失三十年的地名——金银滩草原。当地人叫它“原子城”，但在某些机密档案里，它只是“青海矿区”或一串数字代号：二二一。
越野车驶入金银滩时，正是午后。阳光在草原上泼洒出万千光斑，每一株草尖都顶着一颗颤抖的太阳。远处，祁连山的雪峰像一排列队的银甲武士，沉默地守护着什么。草原太美了，美得不真实——紫色的格桑花、黄色的垂头菊、猩红的狼毒花，织成一块漫无边际的锦缎。牛羊散落其间，移动缓慢，仿佛时间在这里被稀释了。
然而，当那些红色砖楼从地平线浮现时，整个画面的色调陡然改变。
楼群排列得过于整齐，像是用巨大的尺子比量过。三层或四层，坡屋顶，方窗户，墙面上的红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更暗的底色。有些窗户破了，黑洞洞的，像被挖去眼珠的眼眶。楼与楼之间是宽阔的水泥路，路缝里长出一丛丛倔强的野草。
“到了。”司机熄了火。
发动机的轰鸣停止后，草原的寂静像潮水般涌来。不是纯粹的静——风在耳边呜咽，远处有牧羊犬的吠叫，更远处是隐约的河流声。但在这片遗址上空，悬浮着另一种寂静：一种被刻意保持的、充满张力的沉默。
基地旧址纪念馆是由当年的厂部办公楼改造的。一进门，先看见的是一面巨大的铜浮雕：蘑菇云的图案被抽象成旋转升腾的火焰，火焰中浮现出无数张面孔——戴眼镜的、戴军帽的、裹着头巾的，所有面孔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仰望。
一位老人迎上来。他走路时左腿微微拖沓，像是关节里藏着某个旧伤痛的记忆。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的扣子一直系到领口。
“我姓赵，以前在这里搞工程。”老人的声音沙哑，带着江浙口音，“你们是记者？好，好，该写写这里了。”
赵老的手异常干燥，握上去像握住一截老树根。他的眼睛是浑浊的黄色，但看向墙上的老照片时，突然变得清亮起来。
第一张照片摄于1958年秋。一群年轻人站在刚刚搭起的帐篷前，背景是苍茫的草原和更苍茫的天空。他们都穿着臃肿的棉大衣，笑容却很灿烂，牙齿在高原阳光下白得耀眼。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小字：“首批建设者抵达矿区留念”。
“这个人，”赵老的手指轻轻触碰玻璃框，指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是个物理老师，姓王。他报到时带了两箱子书，结果发现这里连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后来他把箱子摞起来当桌子，趴在箱子上算数据，一算就是通宵。”
赵老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聆听什么。叶葆启也跟着侧耳——只有风声。
“有天夜里下大雪，帐篷快压塌了。王老师第一个冲出去加固支撑，回来时眉毛头发全结了冰。大家笑他像个白毛仙翁，他就用冻僵的手在帐篷壁上画了个蘑菇云，说：‘等咱们的宝贝成了，比这帐篷大一千倍，一万倍。’”
“后来呢？”年轻摄像师小刘问。
“后来……”赵老的手指从照片上滑开，“后来他在一次试验中受了辐射，调回北京治疗。临走时，他把自己那两箱书留给了我，说：‘老赵，这些我用不上了，留给后面的人。’”
赵老转身走向下一个展柜，脚步更拖沓了些。叶葆启注意到，那两箱书并没有出现在纪念馆的展品中。它们去了哪里？是被翻烂了，遗失了，还是化作了纸浆，又重生为别的文字？莫言常说，物件是有灵魂的，它们记得所有抚摸过自己的手。
第二张照片是爆轰试验场的施工现场。巨大的深坑已经初具雏形，吊车、推土机、密密麻麻的工人。每个人都小得像蚂蚁，但每只“蚂蚁”都绷紧了身体的每一根线条。
“这是‘亚洲第一坑’。”赵老说，“当时没有大型机械，很多是靠人挖肩扛。冬天，地表冻得比铁还硬，一镐下去只留个白点。有个四川来的小战士，虎口震裂了，鲜血把镐把染得通红。卫生员要给他包扎，他说：‘等会儿，等我把这个数据记下来。’你们猜他记在哪里？”
赵老的目光扫过每个记者，最后落在叶葆启的笔记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