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葆启一页页翻看，心情越来越沉重。最下面是一张照片，是吴莹莹生病前拍的。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可能是教师节活动。她笑着，但笑容很僵硬，嘴角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眼睛直视镜头，里面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快乐，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紧绷的、随时准备战斗的状态。
“这是她最好看的照片了。”老人轻声说，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边缘，像是怕碰碎了什么。
叶葆启把照片和单据都还给她，又给她续了杯热水。“吴阿姨，您留个地址和联系方式，我这边有消息就告诉您。”
老人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支圆珠笔和一小片纸，那是从什么包装盒上撕下来的，背面还印着“钙奶饼干”的字样。她用颤抖的手写下地址和邻居家的电话号码——她自己家没有电话。
“叶记者，真的……真的谢谢您。”她站起来，又要鞠躬，被叶葆启拦住了。
他送她到门口。走廊里昏暗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那影子贴在地上，薄薄的一片，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看着她蹒跚下楼的背影，叶葆启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如果有一天，自己躺在病床上无力支付药费，母亲会不会也这样，放下所有尊严，去求一个曾经伤害过自己孩子的人？
这个念头让他打了个寒颤。
回到办公室，他坐在桌前，很久没有动。雨还在下，天色更暗了。桌上的读者来信静静地躺着，那些字迹突然变得陌生，像是某种他不认识的古老文字。他想起三年前采访过的一个家长，那个愤怒的母亲举着儿子的手，对着镜头哭喊：“她不是老师！她是魔鬼！”
当时他觉得这话虽然偏激，但可以理解。可现在，那个“魔鬼”正躺在病床上，因为付不起药费而等待死亡。
叶葆启甩甩头，强迫自己回到现实。他拿起电话，开始一个个拨打。先打给报社工会主席老陈，说明情况，请他帮忙联系内海市教育工会。老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葆启，你这是……以德报怨啊。”
“谈不上，”叶葆启说，“就是看见有人需要帮助。”
“行，我帮你问问。不过你别抱太大希望，这种事太多了。”
接着是市妇联、民政局、卫生局。每打一个电话，他都要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说到“螺壳镇小学”时，对方通常会“哦”一声，那声音里包含着太多东西：惊讶、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评判。
“就是那个体罚学生的老师？”民政局的一个科长问。
“是她。但现在是病人。”叶葆启强调。
“明白了。我查查政策，有消息通知你。”
挂掉最后一个电话，已经是下班时间。办公室里的同事都走了，只剩他一个人。窗外的雨小了些，变成蒙蒙的雾，笼罩着整个城市。远处高楼上的霓虹灯开始亮起来，红的绿的，在雨雾中晕开，像伤口渗出的血。
叶葆启没有马上回家。他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螺壳镇小学的那个下午。
那是1999年初秋，和现在一样的季节。他第一次走进那所小学时，被它的破旧震惊了。教室的窗户没有几块完整的玻璃，用塑料布钉着，风吹过时哗啦作响。操场是泥土地，下雨后就成了泥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王老师——当时的吴莹莹——创造了一个奇迹：她带的毕业班，数学平均分连续三年全区第一。
采访开始时，他是带着敬意的。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能教出这样的成绩，老师一定付出了很多。他甚至在笔记本上写下：“寒门师者，可敬可佩。”
但随后的家长座谈会改变了这一切。
十几个家长挤在一间小教室里，情绪激动。
家长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愤怒、委屈、无奈。叶葆启记录的手在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混杂着震惊和愤怒的情绪。
他也采访了王老师本人。在教师办公室，她坐在他对面，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桌上，手指交叉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承认我体罚学生。”她开门见山，没有一点回避，“但叶记者，您了解这里的情况吗？这些孩子，父母大多在外打工，爷爷奶奶管不了。不写作业、上课睡觉、打架斗殴是常事。我如果不管，他们小学毕业就去混社会了。”
“但体罚是违反规定的……”
“规定？”她打断他，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笑，“规定能让他们考上初中吗？规定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我知道外面怎么说我，说我是‘变态’，是‘恶魔’。但您看看我教过的学生，有多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如果没有我，他们现在可能在工地上搬砖，在餐馆里端盘子！”
她的眼睛很亮，有种病态的光。“我是为他们好。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