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开始讲述，声音断断续续，像老旧的纺车纺出的线，不时就会断掉。她讲得很慢，时常需要停下来喘气，或者努力回忆某个细节。叶葆启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记录，偶尔抬头看看她。窗外的雨还在下，滴滴答答，像是在为这个故事打着节拍。
原来，吴莹莹被调离螺壳镇小学后，去了郊区一所更偏远的小学。那地方叫“羊尾巴沟”，名字粗俗得让人难过。学校只有六个班，校舍是五十年代建的土坯房，下雨天教室里会漏水。没有教师宿舍，她在村里租了一间民房，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
“她心里憋着气啊。”老人抹了把眼泪，“从小就要强，读书时永远是第一名。当老师也是，带的班成绩总是最好。那件事之后，她更拼命了，像是要证明什么，证明自己是个好老师……”
吴莹莹在羊尾巴沟小学一待就是三年。她带的毕业班，数学成绩破天荒拿了全区第三——对那样一所学校来说，这简直是奇迹。她开始获得一些荣誉，区里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市里的“师德标兵”提名。但没人知道，这些荣誉背后是什么。
“她每天五点起床，备课到深夜。饭也吃不好，经常就是馒头就咸菜。去年春天，她说胸口疼，自己买了点止疼药吃。后来洗澡时摸到个硬块，才去医院……”老人的声音开始发抖，“乳腺癌，中期。”
这个词从老人口中说出来时，带着一种钝重的、实心的质地，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
手术切除了左侧□□，接着是化疗。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她干脆剃了光头。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其实也没什么积蓄，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一个货车司机的收入（她的丈夫），要养老人，要供孩子上学。亲戚朋友借遍了，欠了一屁股债。
“最近复查，医生说情况不太好，要换一种药，叫什么……靶向药。一瓶就要八千多，一个月得四瓶。医保报不了，一分钱都报不了。”老人终于哭出声来，那哭声压抑了很久，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嘶哑得像破风箱，“她性子倔，不肯求人，更不肯……不肯来找您。她说没脸见您，没脸见任何人。是我瞒着她，偷偷打听，找到这儿来的。叶记者，我知道我女儿当年对不起那些孩子，对不起家长，也……也冒犯过您。可她现在已经这样了……她才四十岁啊……求求您，能不能……能不能在报纸上呼吁一下，或者，帮我们问问，有没有什么救助政策……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啊……”
老人说着，突然从椅子上滑下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声音很闷，像是膝盖直接撞在了水泥地上。叶葆启吓了一大跳，赶紧去扶她。老人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个孩子，在他手里颤抖着。
“您快起来！快起来！”叶葆启用力把她扶回椅子上。老人的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她用手背胡乱抹着，那双手上纵横的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污渍——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印记。
叶葆启的心乱了。他重新坐回座位，看着笔记本上刚记下的几行字，那些字迹因为手的颤抖而歪歪扭扭。他点上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人之间缓缓升起，像一道帘幕。
三年前，他写那篇报道时，一切多么清晰。是非黑白，对错分明。王老师是错的，学生和家长是对的，他的笔就是正义之剑，要斩断教育中的毒瘤。他记得写完稿子那晚，他激动得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为弱者发声，向不公开炮。
可现在，这个“毒瘤”的母亲跪在他面前，哭着说她的女儿快要死了。
时间展现了它最残酷的一面：它从不简单地惩罚或奖赏，而是把所有人扔进一个巨大的漩涡，让施害者和受害者、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最终都在同一个激流中挣扎。
“吴阿姨，”叶葆启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您先别急。这个事情，我记下了。”
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那个动作很用力，像是要摁灭什么别的东西。“您女儿当年的事，一码归一码。她做错了，受到了处理。但现在她生病有困难，这是另一码事。人道主义关怀，是社会应有的温度。我会尽力帮您问问。”
他没有说“我一定帮你解决”，记者当久了，知道承诺不能轻易给。但他承诺会通过报社的渠道，联系内海市总工会、教育工会、妇联、民政局，咨询针对重病教师的帮扶政策；也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慈善救助项目可以申请。
老人听着，眼泪又流下来，但这次是无声的。她不断点头，每点一次头，花白的头发就颤动一下，像是秋风中的芦苇。
叶葆启详细询问了情况：在哪家医院，主治医生是谁，确诊时间，已经做了哪些治疗，那种靶向药的具体名称，每个月到底需要多少钱。他问得很细，这是记者的本能——用细节构筑真实。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