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下起了细雨。叶葆启被某种声音惊醒——是脚步声，很轻，但密密麻麻，像有很多人在操场上绕圈。他撩开窗帘，借着远处路灯的微光，看见空荡荡的操场上确实有一圈脚印在慢慢显现。不是雨打的痕迹，而是实实在在的脚印，一个接一个，绕着旗杆转圈。脚印很小，像是孩子的。
更奇的是，当脚印转到第三圈时，旗杆上的绳子自己动了起来，缓缓地、一节一节地，把旗帜降下一半。然后一切恢复了平静，只有雨丝在路灯的光晕里斜斜地飘。
第二天，叶葆启去了镇上的老茶馆。茶馆是木板搭的，踩上去吱呀作响，像随时会塌。他点了最便宜的茉莉花茶，茶叶梗在粗瓷碗里浮沉。邻桌几个老人在下象棋，棋子拍得啪啪响。
“听说王老师又发威了。”一个秃顶的老人走了一步车。
“哪个王老师？教五年级那个？”对弈的老者眼睛没离开棋盘，“她呀，来头不小。娘家是县里做砚台的，祖上给乾隆爷进贡过螺钿砚。她批作业用的那支红毛笔，听说笔杆是雷击木的，笔头掺了朱砂和雄黄，写出来的字，水泼不湿，火燎不焦。”
“何止，”观战的一个独眼老人插嘴，“她办公桌右边抽屉，永远锁着。有次大扫除，临时工看见那抽屉缝里往外渗红水，吓得从梯子上摔下来，瘸了条腿。”
叶葆启端起茶碗，借着碗沿的掩护观察这些老人。他们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每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也藏着秘密。
“那学校也不是善地，”秃顶老人吃了对方一个马，“民国时候，那儿是文庙。破四旧那年，把孔圣人的牌位扔进井里，那井到现在还封着，就在操场东北角。有人说月圆之夜，能听见井里有念书声，之乎者也的。”
叶葆启记下了这些零碎的线索。他结了账，走出茶馆时，独眼老人忽然叫住他：“后生，你是外面来的记者吧？”
叶葆启心里一惊。
老人那只完好的眼睛盯着他，瞳孔是浑浊的黄色：“听我一句劝，有些事，水太深，别轻易蹚。螺壳镇的秘密，像这镇子的街道，是漩涡状的，越往里钻，越出不来。”
通过层层关系，叶葆启联系到两位愿意说话的螺壳镇小学教师。见面地点约在镇外河边的废弃水磨坊。磨坊的木轮已经腐朽，半浸在河水里，轮叶上挂满水藻，像绿色的胡须。
两位女教师都用围巾包着头脸，只露出眼睛。一个眼睛很大，但布满血丝；另一个眼睛很小，躲躲闪闪的。她们不肯进磨坊，就站在河边的柳树下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混在河水流动的声音里，几乎听不清。
“王老师批改作业时，一定要点一支香，”大眼睛老师说，“是那种很细的线香，味道很奇怪，像是檀香里掺了别的什么。她说这香能让她静心，可我们闻了都头晕。”
小眼睛老师补充：“她改作业用的红墨水，从来不让我们碰。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洒在教案上，那红色渗进纸里，第二天再看，红色的地方居然凸起来了，摸着像疤痕。”
“那十个孩子……”叶葆启试探着问。
两位老师对视一眼，同时沉默了。河水哗哗地流，一只翠鸟掠过水面，叼起一条银色的小鱼。
“他们的作业本，”大眼睛老师终于开口，“每次发回去，家长都能在空白处看见一些……不是批语的记号。有时是一个圆圈，有时是一个三角，有时是几个点。家长看不懂，但我们知道，那是王老师自创的一套符号。圆圈代表‘需要特别关注’，三角代表‘家庭有问题’，点点的数量代表……孩子犯错的次数。”
“最可怕的是，”小眼睛老师的声音开始发抖，“有一次我值日，去教室关窗，看见那十个孩子的课桌桌面，在夕阳下……浮现出字迹。是很淡很淡的铅笔痕，写着‘我错了’、‘我不敢了’，一遍又一遍，密密麻麻，像经文。”
她们说完这些，像耗尽了所有勇气，匆匆离开了。叶葆启站在河边，看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像两滴水融入了大河。
正式采访那天，叶葆启特意穿上最正式的中山装，四个口袋都塞得鼓鼓的：采访本、录音机（那种用磁带的）、钢笔、记者证。校长室在行政楼二楼最东头，门前走廊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先进单位”、“文明校园”、“教学质量优秀”……金色和红色的奖状在昏暗的走廊里闪闪发光，像一片片鱼鳞。
校长姓褚，五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两鬓的白发像粉笔灰，怎么梳也藏不住。他请叶葆启坐在一套藤编沙发上，沙发很旧了，藤条磨得发亮，坐下去时会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骨干，”褚校长泡茶的动作很慢，茶叶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她带的班级，连续三年语文平均分全镇第一。家长可能有些误会，教育方法的问题，可以沟通嘛。”
叶葆启注意到，校长泡茶用的水不是暖瓶里的，而是从一个陶罐里倒出来的。水色微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