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五月，霉雨提前来了。叶葆启打开读者来信的铁皮柜时，一股陈年纸浆与铁锈的腥味扑面而来。最底层压着一封用油纸包裹的信，油纸已经脆黄，展开时簌簌落下的不知是灰尘还是虫蛀的碎屑。信纸是七八种不同质地拼贴的，有的印着厂区抬头的便笺，有的撕自孩子的作业本，还有一张是包中药的黄草纸。字迹更是斑斓：蓝黑墨水洇开的、圆珠笔压穿纸背的、铅笔写的又被雨渍晕染的——像一群受伤的鸟，在纸上扑腾出歪斜的轨迹。
信上说的事发生在螺壳镇小学。那地方叶葆启知道，镇子形状真如海螺，街道是一圈圈旋开的，陌生人走进去总会绕回原处。老辈人说，螺壳镇原是龙王吐出的一个痰盂，里面盛着被罚下界的文曲星的唾沫星子，所以镇上出过九个秀才，三个举人，也出过七个疯癫的读书人。
“记者同志，”信的开头这样写，“我们是螺壳镇小学五年级三班学生的家长。上月家长会，我们不过是问了句课外辅导费的用途，就像往深潭里扔了颗小石子。谁知这潭水深得很，石子没沉底，反而溅起了黑泥巴……”
十名学生成了“那几个人”。他们的作业本会被单独收上去，发回来时，红笔批改的痕迹特别重，有时整页纸都被划穿，透过破洞能看见下面垫着的桌子木纹。他们的座位被调到教室最后排，紧挨着放扫帚的角落，粉笔灰和蜘蛛丝常常落在他们头发上。最让家长揪心的是，班主任王老师发明了一种“静默处罚”——当这几个孩子举手回答问题时，她会微笑着点头，却永远不叫他们的名字，仿佛他们是透明的。时间长了，其他孩子也学会了这种视而不见，课间游戏时，那十个孩子周围会自动空出一个圆圈，像某种无形的结界。
叶葆启把信纸凑到台灯下细看，发现在某些字的笔画连接处，有极淡的盐渍结晶——那是眼泪干涸后留下的。他将信纸对着光，盐晶在灯光下折射出细小的虹彩。
去螺壳镇那天，黄历上写着“忌出行，宜静守”。长途汽车在公路上颠簸，车窗外的稻田绿得发黑，农人插下的秧苗一排排站得笔直，像等待检阅的绿色小兵。叶葆启靠着车窗打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粒铅字，被巨大的印刷机碾过，压进新闻纸的纤维里。
螺壳镇果然如传闻所言，街道是螺旋状延伸的。镇口立着一块明代的石碑，刻着“文枢之地”四个大字，但碑身下半截埋在土里，露出的部分爬满青苔，远远看去像是“又枢之地”。叶葆启向路边卖麻糍的老人打听小学位置，老人不答话，只是用竹签挑起一块麻糍递给他。麻糍是青艾汁染的，咬开里面是乌豆沙馅，甜得发苦。
“顺着麻糍摊往右拐三次，左拐两次，看见墙头长枸杞的人家，对面就是了。”老人终于开口，缺牙的嘴里漏风，“那小学的钟楼是民国时建的，听说钟锤是块陨铁，敲出来的钟声能镇邪祟——也能招邪祟。”
叶葆启按着指引走，果然在一户墙头爬满枸杞的人家对面，看见了螺壳镇小学的铁门。门是生铁的，铸成翻开的书本形状，但年久锈蚀，书本的“页边”卷曲起来，像被火燎过。正是放学时间，家长们聚集在校门外，却异常安静。女人们用头巾把脸裹得严实，男人们蹲在墙根抽烟，烟头明明灭灭，像一群萤火虫在开会。
叶葆启混进人群，假装是来接侄子的远房亲戚。他递给旁边一个穿工装的男人一支烟，男人接过，在指甲盖上顿了顿，忽然说：“你不是本地人。”
“怎么看出来的？”
“本地人抽烟，第一口都是朝地上吐，”男人眼睛盯着校门，“螺壳镇地气重，第一口烟敬土地公，保平安。”
正说着，校门开了。孩子们鱼贯而出，大多是结伴的，喧闹着，追逐着。但最后出来的十几个孩子，走得很慢，彼此间隔着固定的距离，像用尺子量过。他们背着书包，头埋得很低。叶葆启注意到，他们的书包颜色都比其他孩子的暗淡，不是蓝就是灰，没有一个鲜艳的。
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走到穿工装的男人面前，小声叫了声“爸”。男人掐灭烟，一把抱起孩子。就在转身的刹那，叶葆启看见女孩的左手手背上，用圆珠笔画着一个极小的“×”，已经有些模糊了，但笔画很深，像是反复描过。
“老师让画的？”叶葆启尽量让声音显得随意。
男人身体僵了一下，没回头，抱着孩子快步走了。但他的工装后背湿了一片汗渍，形状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蝙蝠。
叶葆启在镇上唯一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在二楼，窗子正对着小学的操场。傍晚时分，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旗杆孤零零地立着，顶端的红旗褪成了粉白色，在风里有气无力地飘着。旗杆的阴影越拉越长，最后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