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做什么？”叶葆启问。
“跟着，记录，但别干扰。”刘局长说，“如果需要发通稿，我们会提供材料。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密，不能见报，不能走漏风声，否则孩子危险。”
“明白。”
通报会结束。警方开始布控，技术组追踪电话，便衣开始摸排。叶葆启和摄影部记者被安排在会议室等待，有消息会通知他们。
等待是最煎熬的。墙上的钟是老式的圆盘钟，红色秒针一跳一跳，每一声滴答都像锤子敲在人心上。孩子的母亲还在哭，声音压抑着，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像受伤的动物在呜咽。父亲握着她的手，不说话，只是握得很紧，指节都白了，皮肤绷得透明，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
叶葆启看着他们，想起了素琴和小舟。如果小舟被绑了……他不敢想。那种恐惧，那种无助，能让人疯掉。他摸出烟，点上，深吸一口，烟进了肺里，却没有带来平静。
十一点，技术组来消息：绑匪又来电话了，换了个公用电话，还在海西区。要求明天上午十点，把钱放在街心公园第三个垃圾桶里。
“他要的是现金？”叶葆启问。
“对，旧钞，不连号。”刑警队长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做了标记。”
“然后呢？”
“然后等。看他取钱时抓人。”刘局长说，“但最理想的是，找到藏匿地点，先救孩子。”
凌晨一点，排查有了进展。有居民反映，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某小区楼下，车里好像有孩子哭声。地址在海东区和海西区交界处，一片待拆迁的平房区。
“行动！”刘局长站起来，椅子在地面上刮出刺耳的声音，“便衣先摸过去，特警待命。”
叶葆启和摄影部记者也被允许跟随，但必须在安全距离外。两人穿上防弹背心——叶葆启第一次穿，那东西笨重，帆布面粗糙，插板硬邦邦的。他笨手笨脚，差点穿反。摄影部记者帮他整理好，低声说：“跟着我，别乱跑。”摄影部记者的手很稳，手指关节粗大，那是常年握相机磨出来的。
车队出发了。没有警笛，没有闪灯，像一群沉默的鱼，游进夜色里。车窗外的街景向后滑去，霓虹灯、路灯、偶尔走过的行人，都成了模糊的背景。
那个小区很偏，路灯昏暗，有的干脆不亮。路也坑坑洼洼，吉普车颠簸着，叶葆启的胃跟着上下翻腾。车停在远处，人步行靠近。叶葆启跟在摄影部记者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心跳得厉害，那声音在耳膜上咚咚敲打。
便衣已经就位，包围了那栋楼——一栋三层的老楼，墙皮剥落，露出底下红色的砖，像溃烂的伤口。窗户破了好几扇，用塑料布堵着，在风里呼啦啦响。三楼最西头的屋子亮着灯，昏黄的光从窗帘缝隙漏出来，隐约有人影晃动，像皮影戏。
特警也到了，黑色作战服，头盔，像一群夜行的豹子。他们悄无声息地散开，占据了有利位置。叶葆启看见一个特警蹲在墙角，调整着枪带，动作熟练得像在整理自己的手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叶葆启蹲在墙角，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打鼓。手里的采访本被汗浸湿了，字迹有些模糊，墨迹晕开，像流泪的眼睛。他闻到自己身上的汗味，还有防弹背心帆布的味道，那是尘土、汗水、还有某种金属的混合气味。
凌晨两点，行动开始。
没有口令，只是一个手势。特警破门而入，动作快得像闪电。叶葆启只听见“砰”一声闷响——不是巨响，而是沉重的、木头断裂的声音，接着是呵斥声，哭喊声，杂乱的脚步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走！”摄影部记者拉了他一把。
两人冲进楼里。楼道很窄，堆满了杂物：破自行车、纸箱、蜂窝煤。上到三楼，门已经开了，歪斜地挂在合页上。屋里一片狼藉：一张破桌子倒了，暖水瓶碎了，水流了一地。一个男人被按在地上，脸贴着水泥地，铐着手铐，还在挣扎，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角落里，一个孩子蜷缩着，身上裹着条脏毯子，瑟瑟发抖，像秋天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叶子。
“泽胜！”孩子的母亲冲进来，抱住孩子，放声大哭。那哭声终于释放了，撕心裂肺，像要把屋顶掀翻。
孩子好像吓傻了，不哭，不说话，只是睁大眼睛看着。那双眼睛极大，瞳孔黑得深不见底，里面映着晃动的光影，但没有任何内容，像两口枯井。
叶葆启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摄影部记者在拍照，闪光灯啪啪地闪，每闪一次，世界就在瞬间变成黑白，然后沉回昏暗。光一次次照亮每一张脸：警察坚毅的脸，汗珠在额头上闪光；绑匪扭曲的脸，嘴角有血沫；母亲泪流满面的脸，泪水在闪光灯下变成银色的河流；孩子茫然的脸，像一张空白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