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晚上九点。叶葆启值夜班，和孙荣显搭档。编辑部的灯是旧式的，钨丝在玻璃罩子里蜷缩着，发出黄澄澄的光，照得人脸上浮起一层暖洋洋的假象。炉子还没生，但煤块已经备好了，摞在墙角，黑黝黝的，在阴影里蹲伏着，像一群沉默的巨兽，等待着被点燃的宿命。
电话响了。那铃声尖利，划破了室内的沉寂。孙荣显接起来，听了两句，脸色变了——那不是一般的变，是血色从脸上退潮般撤去，露出底下青灰色的底子。
“葆启，”他捂住话筒，声音压得像从地缝里挤出来的，“绑架案。”
叶葆启心里一紧，那感觉很奇怪，不是“咚”的一声，而是胃里突然沉了一下，仿佛吞下了一块凉铁：“哪儿的？”
“海东区，一个八岁男孩，放学路上被绑了。”孙荣显的声音发干，舌头舔了舔嘴唇，“家属刚报案，派出所来电话，问我们要不要跟。”
“跟！”叶葆启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我去叫摄影部。”
他打电话。听筒里传来嘟嘟声，每一声都拖得很长。摄影部已经下班了，在家，但听说有绑架案，立刻说：“我马上来！”那声音里有一种猎犬嗅到气味的兴奋，还有深藏的不安。
二十分钟后，摄影部记者背着相机包来了，还带了件防弹背心——上回拍化工厂爆炸现场时发的，一直没还。背心是军绿色的，帆布面已经洗得发白，摸上去粗粝得像砂纸。
“走吧。”摄影部记者说，眼睛在灯光下闪着光，“车在楼下。”
叶葆启穿上外套，想了想，把桌上那本采访本塞进包里。本子的边角已经磨损，纸页泛黄，像一块风干的腊肉。孙荣显留下值班，他和摄影部记者下楼。楼梯间的感应灯坏了，他们踩在黑暗中，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像有另一个人跟在后面。
报社的吉普车已经发动了，老赵在车上等着，烟头的红点在驾驶室里明灭。三人上车，往海东区驶去。车窗摇下一半，夜风灌进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味。
夜里九点半，街上人还不少。电影院刚散场，人群涌出来，说说笑笑，女人们的高跟鞋敲打着水泥地，发出清脆的嗒嗒声。他们不知道，就在几条街外，一个孩子的命运正在黑暗中被称量。
海东区公安分局灯火通明，那光白得惨烈，把整栋楼照得像个透明的盒子。门口停着好几辆警车，红蓝警灯旋转着，光扫过墙面、树梢、行人的脸，一切都在瞬间变成警醒的红色或忧郁的蓝色，然后又沉入黑暗。那光刺得人眼花，叶葆启眯起眼睛，觉得视网膜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他们下车，出示记者证。证件上的照片还是三年前的，那时的叶葆启头发更密，眼睛里还没有这些血丝。一个年轻民警领他们进去，那民警脸上长着青春痘，嘴角紧绷，努力做出严肃的样子，但手指在裤缝上无意识地敲打着。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烟雾缭绕，像清晨的河面起了雾。分局局长姓刘，四十多岁，国字脸，很威严，坐在主位，像一尊石像。刑警队长是个精瘦的男人，眼睛深陷，颧骨高耸。派出所所长在搓手，手掌摩擦的声音沙沙响。还有孩子的父母——一对中年夫妇，女的在哭，不是号啕，而是压抑的抽泣，肩膀一耸一耸，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男的脸煞白，手在抖，想点烟，火柴划了三根都没着。
“记者来了。”刘局长开口，声音低沉，带着痰音，“坐吧，简单通报一下情况。”
叶葆启坐下，打开采访本。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摄影部记者找了个角落，开始拍照——不打扰，但记录。相机快门的声音很轻，咔嚓，咔嚓，像时间在咬碎什么。
刘局长开始说：男孩叫张泽胜，八岁，实验小学三年级。下午四点放学，通常四点二十分到家。今天没回来。父母等到五点，开始找。问同学，说看见一个男人把小明带走了，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六点报案，七点确定被绑架——绑匪来电话了，要五万赎金，不准报警，否则撕票。
“绑匪什么特征？”叶葆启问。他的声音比自己想象的平静。
“男性，声音低沉，带点东北口音。”刑警队长说，“用公用电话打的，在海西区。我们已经派人去排查了。”
“孩子照片有吗？”
孩子的父亲——张学明，颤抖着手递过一张照片。是学校照的，孩子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笑得很甜，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照片边缘有指纹，汗渍的，油腻的，那是无数次的摩挲留下的痕迹。
叶葆启接过照片，心里一沉。八岁，跟小舟差不多大。小舟现在应该已经睡了，在温暖的被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