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几位以清流自诩、与世家往来密切的士大夫，在一次诗会上抨击朝廷“重实务而轻经义，恐使士风浇薄”。他们的言论很快在长安小范围内流传。然而，下一期的《长安邸报》上，便在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篇署名“国子监博士某”的短文，文章不点名地驳斥了这种论调，强调“通经致用方为真儒，坐谈空论无益苍生”，并举了几个近年因精通实务而被擢升的官员例子。虽然文章短小，语气也算平和，但其通过官方渠道发出的信号却清晰无比：朝廷鼓励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来自体制的、有组织的话语回应，虽不如名士品题那般风雅犀利，却更加沉稳有力，如同无形的堤坝，规范着奥论的流向。
更大的冲击，来自基层。在那些新近建立或得到朝廷资助的州学、县学中，年轻的学子们捧着统一的官版教材，听着或是朝廷派遣、或是本地聘请但经过某种“筛选”的教**授课。他们所学的经义，是朝廷定本；所**的策论，侧重当下时务；所读的“课外书”，是朝廷鼓励的农桑、算学、律法启蒙。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对朝廷和世界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在一个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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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兄、与那些世家子弟不尽相同的轨道上塑造着。当他们学成，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他们所携带的，将是一套更贴近朝廷需求、更具统一性的文化密码。
洛阳，一场由某世家牵头举办的“经学雅集”上。白发苍鸿的宿儒们高谈阔论，引经据典，对朝廷新颁的《五经定本》和科举导向多有微词。然而，坐在下首的几个年轻面孔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们中，有人在袖中偷偷摩挲着新买的《时务策范文选》，有人在心里盘算着刚从邸报上看到的某地水利案例是否可用于即将到来的科考。当一位老儒激昂地批判“朝廷取士，竟以刀笔钱谷之术为先，斯文扫地”时，一个年轻的、略带犹豫的声音响起：
“先生之言，学生不敢全然苟同。圣人云‘修己以安百姓’。若不通钱谷，何以知民生疾苦？若不明律法，何以断狱讼公平？学生以为，朝廷倡导实学，正是引导士子从空谈转向实干，从书斋走向天下，未必不是重振儒学真精神之道。”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老儒愕然，随即面色涨红。而其他几个年轻人，虽未出言附和，但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认同或思索。雅集不欢而散。那个出言的年轻人，是家族中一个旁系子弟，在家中并不受重视，却是洛阳新建州学中的佼佼者。他的勇气，或许来自对家学桎梏的不满，也或许，来自那些廉价书籍和官学教授所带来的、某种不同于家族内部的视野与信心。
长安，政事堂。李瑾听着来自各方的汇报——关于新教材的推行情况，关于《长安邸报》的反响，关于各地官学的进展，也包括世家内部那些不满的声音和年轻一代悄然的变化。
“相爷，太原、清河、博陵那边，颇有微词，尤其是对以《五经正义》为科举唯一准绳一事，反弹甚大。”心腹低声禀报。
李瑾正在批阅文书的笔微微一顿，随即继续写下批语，头也不抬地道：“反弹？让他们弹去。他们可以继续关起门来，研究他们的家传古本，阐发他们的微言大义。但朝廷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