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会场的气氛与昨日截然不同。昨天还是彬彬有礼的学术交流，今天却弥漫着紧绷的寂静。近千个座位几乎坐满，过道里挤满了站立的媒体记者，摄像机镜头像枪口般对准讲台。
讲台背景屏上显示着特别环节的主题：“学术伦理的危机与重建：当科学失去良知”。
组委会主席简短开场后，将话筒交给了余年。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余年的声音通过音响系统传遍会场，平静，清晰，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他今天穿着深蓝色西装，没有打领带，站在讲台后的姿态像一位准备授课的教授。
“今天站在这里，我并不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发言，而是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一个相信科学应该服务于人，而非奴役人的公民。”
台下一片寂静，只有相机快门的咔嚓声。
“在过去一年里，我和我的团队调查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涉及专利侵占、非法人体试验、跨国人口贩卖，以及学术伦理的系统性崩溃。”余年打开控制台，身后的屏幕开始播放经过处理的图像——模糊的实验室内部、被篡改的专利文件、运输船只的卫星照片，“为了保护调查中涉及的受害者和线人，我们隐去了可识别的细节。但所有证据的原件，都已经提交给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的多个执法机构。”
会场响起低声议论。
“今天，我将分享三个案例。”余年切换幻灯片，“第一个案例，关于一位年轻的材料学研究员，我们称她为A。”
屏幕上出现一张处理过的女性侧面轮廓，旁边是专利文件的关键信息打码图。
“A在研究生期间发明了一种新型神经修复材料，申请了专利。毕业后，一家跨国生物科技公司以‘合作开发’为名接触她，承诺高额报酬和专业支持。在签订了一份她事后发现被篡改的协议后，她的专利被转移，而她本人，被以‘海外研究机会’为诱饵，送往一个位于公海附近的非法试验设施。”
台下的议论声变大。
“在那个被称为‘灯塔’的设施里，A被迫参与了她自己发明的材料的人体试验。她目睹了其他被诱骗来的年轻科研人员的遭遇——他们被称为‘样本’，他们的身体数据被系统性地采集，直到‘数据采集完成’。”余年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像冰锥，“‘采集完成’的标准，是死亡或永久性损伤。”
一名记者举手想要提问，但余年微微抬手示意：“请允许我先讲完。”
“第二个案例，关于一位生物医学工程教授，我们称他为B。”屏幕切换，出现一个男性剪影，旁边是学术头衔和机构信息，“B是A父亲的学生，曾深受A父亲的器重。但在利益的诱惑下，B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人脉，为‘灯塔’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和伦理掩护。他至少三次访问过那个非法设施，并以‘学术考察’为名，协助筛选和评估‘样本’。”
会场前排，几位认识周长青的学者脸色开始发白。
“第三个案例，关于一位国际知名的伦理学家，我们称他为C。”屏幕上出现埃利奥特·吴的学术着作封面，但名字和照片被隐去，“C在过去五年里，为至少七个涉嫌伦理违规的跨国生物科技项目提供了‘伦理审查服务’，收取了超过八百万美元的咨询费。他撰写的伦理评估报告，被用来为那些在监管薄弱地区进行的非法人体试验提供‘学术合法性’。”
余年的目光扫过会场：“A、B、C，都不是虚构人物。他们就在这个世界里，也许就在这个会场里。”
他顿了顿，让这句话的重量沉入寂静。
“今天，A通过远程连线，愿意与各位对话。”
全场哗然。
屏幕上出现一个经过技术处理的画面——许婕坐在椅子上，面容被光影模糊，但轮廓清晰。她的声音经过轻微变声处理，但情绪的震颤无法掩盖：
“我叫许婕。专利GHT-2021-0783的原始发明人。我的男朋友死在‘灯塔’里，被记录为‘适配失败-清除’。我亲眼见过那个数据库，里面记录了两百多个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的专利被夺走，我们的身体被当成实验材料，我们的生命被标上价格。”
她的声音在颤抖，但语句清晰：
“今天站在——坐在这里，我想问所有在座的学者、投资人、政策制定者：当你们享受科技创新带来的荣耀和利润时，是否有人问过，这些创新背后，有多少个被沉默的许婕？当你们引用那些光鲜的专利数据和临床试验报告时，是否有人核查过，那些数据的来源，是不是像‘灯塔’一样的地狱？”
画面定格在许婕模糊的侧影上，然后淡出。
余年的声音再次响起：“B教授，昨天还在柬埔寨。今天，他已经同意作为污点证人，配合国际调查。C教授，一小时后，将在这里，亲自回答各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