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吴那篇《当伦理审查成为商业博弈的筹码：论跨国资本竞争中的“道德武器化”现象》的文章，在三个小时内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在全球学术圈和科技媒体中迅速传播。文章下方附有三位知名学者的支持性评论，分别来自哈佛、牛津和东京大学，都对“以伦理指控进行商业打击”的现象表示忧虑。
效果立竿见影。
原本因欧洲那篇调查报道而对埃利奥特·吴产生的质疑声，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学者和媒体开始反思：这到底是对学术伦理的正当监督，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抹黑？
“他的反击很聪明。”苏晴在早餐会上分析舆情报告，“没有否认具体指控——因为否认不了那些关联事实——而是把整个事件的性质重新定义。从‘学者是否违背伦理’，变成了‘资本如何利用伦理问题打击对手’。这样一来，所有质疑他的人，都可能被贴上‘商业打手’的标签。”
林晓翻看着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支持他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一是与他有合作关系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他们需要维护整个‘伦理外包’模式的合法性；二是保守派媒体，他们本来就对‘跨国资本操纵舆论’的话题敏感。”
“但我们真正的目标受众不是他们。”余年喝了口咖啡，神情平静，“是那些还在观望的中间派学者、有良知的投资人、以及——最重要的是——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埃利奥特·吴的文章能混淆视听，但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诺亚资本的项目确实出了问题，而且问题严重到需要杀人灭口、囚禁工程师、伪造文件。”
他调出一份新报告：“程日星昨晚追踪了文章发布后的资金流向。有五个新注册的社交媒体账号，在文章发布后一小时内开始大规模转发和评论，这些账号的注册IP都指向同一家位于新加坡的网络营销公司。而这家公司，上周收到了一笔来自‘远帆信托’某离岸子公司的汇款。”
“所以他在文章里指责别人‘操纵舆论’，自己却在做同样的事。”老周冷笑。
“这就是游戏的规则。”余年说，“苏晴，我们需要一篇文章来回应。不要直接驳斥埃利奥特·吴——那样会落入他设定的‘学术争论’框架。我们要把焦点拉回到案件本身。”
他顿了顿：“主题是：当‘伦理外包’遇到‘人命代价’。不指名道姓，但用许婕和林薇的案例——当然要脱敏处理——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前途的年轻科研人员，专利被夺走，人被失踪，最后出现在非法的试验场所。重点突出系统性、组织性和跨国性。”
“我明白了。”苏晴快速记录，“从个体悲剧上升到系统性问题，让读者自己联想：如果埃利奥特·吴真的是‘坚守原则的学者’，为什么他的服务对象总是出现这种问题？”
“没错。”余年点头，“同时，林晓，你准备一份法律意见书草稿，主题是‘跨国专利侵占与人体试验犯罪的司法管辖困境’。引用国际法、引渡条约、跨国刑事司法协助的相关条款，指出当前法律体系在面对这种新型犯罪时的漏洞。这份意见书，我们要在新加坡论坛上，通过合适的渠道散发出去。”
“好。”
“至于马尼拉那条线……”余年看向程日星，“会面时间是本周五，也就是后天。我们需要有人去现场。”
“我去。”程日星几乎立刻说。
“不行。”余年摇头，“你是技术核心，不能轻易离开。而且你对东南亚的情况不熟。老周……”
“我去。”老周放下手中的平板，“我退休前跟国际刑警组织合作过几次东南亚的案子，有联络渠道。而且……”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我想亲自看看，这个罗德里戈·桑托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律师’。”
余年沉吟片刻：“可以。但不要单独行动。我会联系我们在马尼拉的一个安全资源——一位在当地开安保公司的前中国特种兵，他叫陈志武。他会安排人和你配合。记住，目的不是抓捕或冲突，是观察、记录，可能的话，获取那位‘赵先生’的身份信息。”
“明白。”
“还有，”余年补充，“许婕这两天状态如何？”
苏晴接过话：“比预想的要坚强。看到专利文件后，她确实情绪波动很大，但没崩溃。昨天下午，她主动提出要系统地整理所有能回忆起来的‘灯塔’内部信息，从建筑结构到人员特征，从实验流程到数据系统。她说，既然那些记忆折磨着她，不如让它们变得有用。”
余年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让她做。但要有心理医生在场，控制节奏。另外，关于林薇的寻找，有进展吗？”
“有，但不太乐观。”苏晴调出报告，“我们联系了东南大学当年的导师和同学，确认林薇在2021年9月确实接到过一个‘东南亚高薪工作机会’，具体公司不明。她最后一次与家人联系是2021年10月3日，从昆明长水机场发消息说‘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