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她正埋头梳理一份跨国并购项目中，带教律师何文静踩着那双高跟鞋，步履生风地走到开放办公区中央，轻轻拍了拍手。清脆的声响在相对安静的办公区内回荡，立刻吸引了所有留守人员的注意。
“各位，打断一下。”何文静的声音一如既往，“这里有一个紧急的公益项目需要人手。”
她快速地说明情况，青海玉树的一个长期法律援助站点，年前积压了几个急需跟进的案子，多是牧民草场纠纷和简单的民事调解。原定前往的两位律师，一位因家中老人突发急病无法成行，另一位，则刚刚提交了离职申请。
“项目周期大概三周，包括往返和在当地的工作时间。”办公区内寥寥无几的实习生和助理认真听着，“这意味着，需要在外地过年。”
几个实习生下意识地低下了头，生怕与何文静的目光有任何接触。无人应答，带着一种尴尬的共识。
齐霜看着何文静站在那里，她想起自己当初固执地在志愿表上填满法学专业时，对母亲说的那句话，“但法律至少讲道理”。
道理。
这两个字，不应该只存在于北京的写字楼里，存在于那些的合同条款间。它更应该在那些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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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落，存在于法律资源贫瘠，声音微弱的地方。
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在她胸腔里滋生膨胀，去面对最真实，最质朴的困境，只做最纯粹的律师。
就在何文静准备再次开口，或许是要采取某种方式指定人选时，齐霜站了起来。
“何律师，我去吧。”
何文静看向她，“齐霜，你确定？这意味着你不能回家过年。”
“我确定，我寒假本来就不回家。而且，”补充道，“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何文静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最终，她点了点头，“好，那你尽快交接手头的工作，具体行程和案卷资料我会让助理发给你。时间很紧，预计三天后出发。”
“明白。”齐霜应下。
她拿起手机，给母亲发了条微信，简单说明了情况，只说律所有紧急的公益项目需要出差，过年无法回家，让他们照顾好自己。
母亲的消息很快回了过来，语音条里是掩不住的担忧：“青海？那么远那么冷的地方……过年都不能回来啊？霜霜，你一个人在外面……”
齐霜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熙攘的车流，轻声回复：“妈，我没事的。是律所的项目，能学到很多东西。等项目结束，一定回家看你们。”
好不容易安抚好母亲，她放下手机，目光落在窗外北京灰蒙蒙的的天空。
青海，玉树，那里没有李汝亭。
这个想法，让她在凛冽的冬日空气里，竟然感到了一丝近乎野蛮生长的自由。
出发这天，齐霜几乎是一夜没睡，寝室里空荡寂静，只有暖气管道中隐约的水流声。早上六点多，她利落地起身，打开了寝室的灯，照亮了地上那个已经整理得七七八八的巨大行李箱和随身背包。
她最后检查了一遍行李，加厚的长款羽绒服占据了箱内大半空间，保暖内衣、羊毛袜、雪地靴，把行李箱挤压得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