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莹把碗放在床头柜上。碗里是红糖馓子打荷包蛋，汤浓浓的，馓子泡得软软的，荷包蛋浮在上面。这是安徽坐月子必定要吃的东西，说是补气血、发奶。
常莹伺候月子，就像黄鼠狼给鸡当保姆——嘴上说着“补身体”，心里算着“多少斤”。那碗馓子汤喝下去，红梅补的是气血，常莹攒的是底气。
“你不知道，不吃东西没有奶。”常莹说，声音还是压着，“一定要吃。我一会还要炖鲫鱼汤。中午要喝鲫鱼汤，全部喝完。要裱奶。”（寿县方言:下奶）
常松点点头：“辛苦你了。”
常莹摆摆手，又凑近一点：“小松，回头给我拿两百块钱，我这两天买菜用。我得买个老母鸡，还得买点当归给你老婆裱奶。没有奶水，小孩身体不好。吃牛奶不行，一定要喝母乳。”
亲戚服侍亲戚就像出租车打表，每一分钟都在心里算钱，最后还得开发票。
常松还没说话，红梅醒了。
她睁开眼，看见床头柜上的碗，又看见常莹。
“辛苦你了。”红梅说，声音有点哑。
她没有喊“姐”。
常莹脸上堆着笑：“不辛苦不辛苦。你快趁热吃。我出去忙了。”
她转身出去，带上门。
常松把红梅扶起来，在她背后垫了个枕头。然后端起碗，舀了一勺汤，吹了吹，递到她嘴边。
红梅喝了一口。
汤很甜，暖乎乎的，顺着喉咙下去，胃里舒服多了。
常松看着她喝，眼睛又红了。
“老婆，”他说，声音哽着，“辛苦你了。谢谢你给我一个儿子。”
红梅抬头看他。
常松的脸在晨光里，胡子刮了，干净了，但眼睛还是红的，血丝没退完。他看着她的眼神，有愧疚，有感激，有爱，还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
红梅笑了。
“谢什么？”她说，“我是你老婆，我给你生个孩子应该的。也是满足你大伯的遗愿了。”
常松摇头：“不是。不是为了大伯。是为了咱们。为了这个家。”
他又舀了一勺，喂她。
红梅张嘴喝了。
两个人都不说话，一个喂，一个喝。阳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照在床上，照在摇篮上，照在两个人身上。
暖洋洋的。
菜市场里闹哄哄的。
张姐骑个三轮车，在人群里挤。三轮车是旧的，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铁锈。车斗里已经装了不少东西：小青菜、菠菜、乌心菜，还有牛肉、排骨，用塑料袋装着，堆在一起。
她穿了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尺码小了，拉链拉不上，敞着怀，露出里面紫色的毛衣。下面是一条黑色的健美裤，紧紧裹着粗壮的腿。棉靴是黑色的，鞋面上沾了泥。
她热。胖人怕热，虽然是大冬天，可这一路骑过来，又挤进菜市场，她出了一身汗。额头上的头发湿成一缕一缕的，贴在皮肤上。
“让让！让让！”她吆喝着，三轮车轱辘压过地上的烂菜叶。
三轮车蹬到卖鸡的摊子前。
摊子是用铁笼子搭的，笼子里关着鸡，咕咕咕地叫。地上有鸡毛，有鸡屎，味道冲鼻子。
张姐下车，走过去。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系着围裙，围裙上都是血点子。他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称鸡，鸡是活的，绑着脚，在秤盘上扑腾。
“老板，老母鸡怎么卖？”张姐问。
老板抬头看她：“八块。”
“这么贵！”张姐瞪眼，“前天不还六块吗？”
“下雪了，鸡不好抓，涨价了。”老板说，把称好的鸡递给老太太，“你要不要？不要我卖给别人了。”
“要要要。”张姐说，“你给我挑两只肥的，要土鸡，溜达鸡。”
老板弯腰在笼子里挑，抓出来两只，掂了掂：“这两只肥，四斤八两，五斤二两。算你十斤，八十。”
“八十不行。”张姐说，“七十。”
“不行不行，本钱都不够。”老板摇头。
“怎么不够？你当我不知道？这鸡进价顶多五块一斤。”张姐叉起腰，“七十，不卖我走了。”
她作势要走。
老板赶紧喊：“哎哎，行行行，七十就七十。你这大姐，真会还价。”
张姐得意地笑了，付了钱。老板把鸡抓出来，用草绳麻利地捆住脚。两只鸡不甘心地扑腾着，咯咯大叫。
张姐拎过来，沉甸甸的。她转身想往三轮车斗里放，一只鸡猛地一挣扎，翅膀扇到了她脸上，几片鸡毛飘进她嘴里。
“呸！呸呸！”张姐恼火地吐掉鸡毛，骂道，“你个死鸡！扑腾什么扑腾！再扑腾今晚就炖了你！”她一手拎着两只不断扑腾的鸡